走进一个传说(之四)

走进一个传说(之四)


 


用哲学的生动是否可以阐释古板的潜规则
诸多的巧言之舌,都在蛊惑着自然不争的事实
天黑了,睡觉,说些梦话算不得什么
疾风骤雨的来袭,唤不醒深邃的梦语
一阵阵身边熟悉的鼾声,才刚好是习惯了的生活


眉目被假象剥夺
厌烦成就了无边的罪恶
踏破悠远的今生之路
谁会真正相信,无缘的邂逅只是一种传说
前世已过,来生尚远,希望可有定数


不谈命运中的孰是孰非
我旨在滋养着病态的诗歌
谈天说地,偏偏无我
请原谅,诸多将死之人面前,唯你鲜活


 


            2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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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个传说(之二)

走进一个传说(之二)



尚没有种下梧桐树
那梦寐的凤凰将落于何处
归宿的飞鸟
都在渴望什么
风在高处行走
羽毛却在低处停留


福兮,祸兮
谁在角落中
盘算着阴谋哗变
岁月遗失了情玉枕纱厨
偏偏有笃信之徒
枕着一场黄粱美梦


灾难无可厚非
天灾人祸,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山摇的震怒,何处是归路


 


          2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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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个传说(之一)

走进一个传说(之一)



神龙不见了高傲的头颅
凤凰却在高处鸣叫
离却兮,归来兮
说不清人间离合


白云浮游在天河
一根玉簪,因何划定界限
人不是人,仙不是仙
一半阴阳,总在颠倒乾坤


鱼盘旋在头顶
鹰潜没于水底
一方无色的水
却看不到渴求的清澈


窥不见龙头凤尾
选择隐居的人,可曾寻觅到理想的房舍


 


              2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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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个传说(之三)

 走进一个传说(之三)



空茫的月色
可是食遍了人间烟火
没有飞腾,没有降落
隐秘的洞府
可是藏进了人间春色


暮霭中的绯红
可是在追寻火热
旺盛的篝火
可是试图焚化与剥夺
生命的腐朽与新生斧酌
机遇难描出蓄谋久已的福祸


苦渡,听不见寂寥的忙音
躲进一场裸露的春雨
小小寰宇,怎能逃离传说中的地狱之辄


 


           2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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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丰明《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序

蔡丰明《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序


刘锡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政府的认同和响应。据20083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次缔约国大会公布的数字,缔约国已达到了95个之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影响最大的世界性文化思潮之一。


在我国,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上亿农民进城务工,这种千古未见的大移民,既改变着农村和城市人口的结构,同时也正在改变着他们的身份,促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移动和嬗变。原本以原始狩猎、游牧和农耕文明为土壤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赖以生存的土壤——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得十分脆弱或衰微,使其传承和延续遭遇了困境。


中国政府自2003年启动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把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纳入了政府体制和国家战略,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下,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且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里过去从来没有遇到的一些新的现实问题和新的理论问题,一下子都涌到了我们的眼前,要求理论学术工作者们走出“象牙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回答。而现代化大都市和乡村这两个不同场域里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形态、特点、遭遇、未来命运以及不同的保护方式,就是这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中的一个。蔡丰明先生的新著《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所选择研究的,就是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和研究中的一个备受关注的前沿课题。


我国历来以农业立国,自给自足的耕稼方式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宗法家族制度和人伦观念根深蒂固,这些社会条件,是滋生、养育并持续影响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演变的两大根源。如今,时间把中国推到了向现代化转型的新时代。现代化的进程打破了以口传心授为其传承方式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命运。尤其是在一些现代化发展较快、文明程度较高、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的大都市。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近二十年来,其现代化的速度是惊人的,现代化不仅改变了市民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城市面貌、人际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市民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价值观(包括社会发展观、人生观、信仰观、人伦观、审美观等)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甚至决定着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面貌、特点、形态、命运和发展方向。


在文化形态上,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血肉联系,尽管这些城市有着几千年、几百年不等的建城史和现代都市发展史,而独特的文化又是一座城市不可或却的构成部分。但一座城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面貌和特点,既决定于中国的久远而牢固的文化传统,又决定于它的“五方杂处”的人口组成。这些大都市的文化,看来不外三个来源:一,来自于文化精英们所传的精英文化,所谓“大传统”文化;二,来自于下层民众所传的民间文化,即所谓“小传统”文化;三,来自于外来文化(包括异族文化)。比较而言,大都市的文化,与农村的文化相比,上层精英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农村的文化,则主要是民众传承的民间文化,而且植根牢固,上层文化(如儒家文化)的传播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城市文化的这三种来源和因素,在不同城市的文化的形成上,又是各自不同、各有千秋的。譬如,北京作为古老的帝都城市,在其传统文化中,上层文化(尤其是宫廷文化)的影响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浸润,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和构成中尤甚,这一点,在近几年来城区和近郊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和保护项目的评审中、报刊媒体的报道、相关的学术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而上海这样的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大都市,自开埠200多年来,始终呈现出开放性的品格,始则受到“西学东渐”思潮的促动,继而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的影响,工业和商业发达,造就了大批产业工人,表现在文化上有着与北京这样的古帝都城市迥然不同的特点。一座城市的城区与郊区,特别是远郊区,其文化也往往呈现出很不相同的特点和面貌。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有的郊区的文化,与城区的文化相比,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上海市的市区和郊县之间,这种差异显然也是存在的。纺织业是作为工业基地的上海多年来的重要产业,以祖师黄道婆为代表的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以及有关她的事迹和传说,出在旧日的小城镇松江、今之城区的徐汇区,今天的社会环境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作为远郊的南汇县的哭嫁歌,尽管今天还在流传不已,但以笔者所见,就其所包含的深层民俗文化内涵而言,也许很难将其归入作为上海传统文化核心的吴文化的版图之内,更多的可能,是在远源上曾经是滩涂地带的一种古老移民文化的遗绪;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得之见。同样,北京远郊区平谷县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笔者也曾发表过这样远未成熟的意见,认为可能并不一定属于老北京(燕)文化圈的文化,而更有可能是古代某少数民族文化或某种外来移民族群或群体的文化的遗留。当然这也是笔者的一得之见,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验证。总之,这些远郊区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少受到近代文明的浸染,无论在内容上、形态上、特点上、气质上,较多地保留着原生形态的文化品格,都是与作为城市核心区的城区的文化有显著区别的。乡村的、特别是远离城市文明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普遍的、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多多少少保留着、甚至离不开与民众信仰的紧密关联,即使一些以物质为依托的非物质文化项目,只要细心考察和深入研究,总可以发现和寻找到这种联系的蛛丝马迹来。而大都市里的非物质文化,多数已经脱离了民众信仰的附着与制约,特别是那些容易向商品属性靠拢和进入商品流通的手工艺,大多数向着个性化、精致化、艺术化的商品方向发展,蜕变为完全世俗化的、欣赏化的文化,其中一部分进入了当代通俗化文化(如庙会上的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的行列,部分属于高雅的、高贵的、贵重的、只为少数富人瞩目、收藏家购买和收藏的文化(如玉雕、漆雕、牙雕等)。后者甚至大可堂堂正正地归入所谓“大传统”文化之列了。


前辈学者钟敬文先生生前曾指出过,民俗学应该是一门现代学。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民俗学从来没有真正地走出书斋、走出历史学,既不能增强与其他相邻学科对话的能力,又没有树立起为国家需要服务的国情观念。近年来,蔡丰明走出了书斋,参与到了上海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的行列中去,亲自考察和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若干项目在这个大都市里的渊源和历史、现状和未来。他从“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以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现代化工商业城市里的传统民间文化及其演变为对象,对其在现代化语境下所遭遇的、以及保护工作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民俗遗产资源的挖掘、民俗遗产保护形式的选取、民俗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开发与利用、民俗文化保护中的政府机制与民间机制,民俗文化保护中的专家作用等,进行了多视角、多纬度、多侧面的考察和研究,既探讨了城市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形态与规律,又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城市发展过程中保护民间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就上海市民间文化保护的思路与对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尽管他所给出的答案,也许只是多种选择中的一种,但他的研究和选择对保护工作和学术探求都是有益的。不久前,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冒昧地发表过一个意见:我们民俗学者要立足于回答当代提出的问题,而不要把民俗研究当成可把玩的玩意儿那种孤芳自赏。作为朋友和同行,我欣赏蔡丰明的这种学术探索,这种学术气度。


蔡丰明先生多年来研究上海民俗,成果累累,而今,他的新著《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就要付梓了,他嘱我为这本新著写序,我不揣冒昧写了上面这些粗浅的意见,就算是对这本著作的祝贺吧。


2009410于北京安外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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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娅萍《言情于歌——清江流域土家族歌谣研究》序

《言情于歌》序


 


刘锡诚


 


    与谢娅萍教授的文字之交已有多年了。近十多年来,我在她所供职的《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发表过一些文章,都是经她之手编辑发表出来的。可是我们至今也还没有机会谋面。她在编辑工作之余,又从事人文学术的研究,对土家族的文化表现出了特别的热情与专注,多次到清江流域土家族聚居地区作田野调查和专题采访,并在报刊上撰发文章,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材料和论点。以前她赠送我的《土家族村落文化的审美流变》(合著),就是以木鱼寨为个案,以实地调查和文本材料研究并重,解读土家族民众审美文化的一部专著。在这部书之后,如今她又完成了这部新著《言情于歌——清江流域土家族歌谣研究》。我对她这部土家族歌谣的专题研究书稿即将付梓,表示钦羡和祝贺。


 


    土家族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该民族的先祖可能就是已经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巴人。可以肯定的是,自秦以来,土家族就聚居于湘西、鄂西、川东、黔东北四省毗邻的武陵山区,在此休养生息,而少有迁徙、战乱之苦。这块地处千山万壑之中,史称荆楚、沅湘的地区,对于历史上的中央王朝而言,自然属于鞭长莫及之边地了,然也因而使他们的文化保持着较为独立的系统和稳定的形态。只是在清雍正朝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之后,土家族的本土文化受到周边汉文化的影响加剧,大大加快了其吸收异族文化的进程,从而促使本土文化发生了和发生着日益显著的嬗变。土家族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早就以汉语作为交流的工具,但相对闭塞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巫文化盛行的人文环境,给土家族的文化传承及其嬗变,造就了一些重要的特点。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里就指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舞,以乐诸神。”也就是说,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以及巫风和淫祀,使包括歌谣在内的土家族的传统文化,浸染着浓重的巫文化的色彩。即使到了现代,我们也还能看到,构成土家族文化重要部分的民歌(歌和谣),似乎除了狭义上的情歌而外,仍然没有与仪式彻底脱离干系,生产劳动有薅草锣鼓歌,祭祀有摆手歌(舞)和梯玛歌,婚嫁有哭嫁歌,发丧有撒叶尔荷(亦歌亦舞)……而且从形态学来讲,正如作者所说,“其原始歌谣特别是神歌,总是与巫舞、巫祀联系在一起”,体现着“生命原点意识”,而有些歌谣甚至至今也还相当完整地保留着歌舞“综合体”的原始形态。作者从史诗《摆手歌》(也是歌舞综合体之一例)中,发掘出了土家人在氏族生存繁衍的叙事中隐藏着的对生命意识的执着吟唱和呼唤。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只是八百万人口的土家族之一部。作者选取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土家人的歌谣及其流变史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已有的文本材料外,还以从亲历田野调查中得到的当代还流传于民间的鲜活材料,运用历史的和地理的比较方法,从多学科的视野和角度出发,来探索歌谣与民族(如白虎崇拜)、歌谣与群体(如族群意识、祖先崇拜)、歌谣与社会(如改土归流前后的社会)、歌谣与地域(荆楚、沅湘)、歌谣与生产(如舟船、耕作)、歌谣与生活、歌谣与民俗(如婚嫁、丧葬、祭祀)等的关系,尤其关注社会的诸多方面对歌谣内容、风格、特点、体式之形成的影响,以及人的多面生活在歌谣中的表现与揭示,对近代以来相对处于薄弱地位的中国歌谣学的拓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采集歌谣和研究歌谣(包括古人的注疏、集解、正义等方法),在我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是有着光辉传统的一种事业和学问。在这方面,先贤们为我们留下了《诗经》、《楚辞》、《乐府》等专集,以及许多古代文献中辑录、引述并阐释的优秀古代民歌,既有地域的,也有民族的,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人类自身的重要材料和百读不厌的优秀文学读物。近百年来,前辈们在粤东民歌、吴歌、花儿、陕北民歌、东蒙民歌等的辑录和研究阐释上,也多有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很可珍贵的遗产,使中华文化多元构成的格局添加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证据。《诗经》之所收,基本上是北方的诗歌和民歌。《楚辞》之所收,扩大了疆域,涉及了楚国的作品。汉武帝立乐府,采录的范围扩大了;及宋郭茂倩所辑编的《乐府诗集》,虽收有吴楚之地的民间作品,如巴州的《竹枝词》,但似乎也并没有清江流域的土家族的歌谣。而地处荆楚、沅江之地的土家族的歌谣,虽然自东汉以降就有文人学者在其著作中论及,但毕竟不过是偶尔提及而已,还没有人对其作出系统的深入的阐释。现在摆在我前面的谢女士的论著,不仅是作者对现代条件下还在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众中流传的传统歌谣的研究和阐释,而且还包含了透过她的多学科视野下遴选出来的土家族歌谣的范本,和她所撰述的歌谣演述环境的田野手记。因此,她的劳动自然是难能可贵的了。


 


    《诗序》曰:“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仪。”朱熹《诗集传·序》曰:“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作者把自己的著作取名为《言情于歌》,我想就是取此义而名之的。我欣赏这个题目,它简洁而意深。


 


    以上寥寥数语,就算是给谢娅萍女士的专著《言情于歌》的序言吧。


 


                                           刘锡诚


                                       2010年7月2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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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者论坛》会刊:全国优秀论文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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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家乡---东海龙宫的传说

  自古至今,龙与海洋鱼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人们传说中的"鱼跃龙门",而成为神龙的也只有个别的"幸运者",要想跃过龙门成龙的鱼,必须历经磨难,天火烧去鱼尾,才能跳跃龙门而成龙。从中可见这些登越龙门成为神龙的,其老祖宗本身还是鱼类,悠久的中国历史孕育了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与独特的民俗风情。龙崇拜、龙信仰与龙风俗,在嵊泗列岛,以其独有的魅力,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嵊泗列岛地处东海大洋,无论人们的生产还是生活,都与大海息息相关。龙与海龙王,自然地成为人们心目中具有万般神力的祥瑞灵物,渔民敬东海龙王敖广为群龙之首,视其为大海的主宰,生灵万物的佑护神,从而把它作为图腾来敬畏和崇拜。
  往昔渔民第一天出海时,都要跑到龙王庙或是抬龙王像到沙滩,港湾内举行海祭仪式,人们在供桌上摆上全猪、全羊或猪羊之首及黄鱼鲞、水果、糕饼和酒等供品,祭奉龙王。
  在海岛的建筑物上,也颇能体现龙崇拜与龙信仰,如渔家屋顶正中,塑上双龙戏珠,有的还在厨房灶头上塑上双龙呈祥或供奉龙王塑像等,无处不龙。

在嵊泗列岛,男女老幼皆知海龙王,崇仰海龙王。他们以为海是龙世界,嵊泗即为东海龙宫之所在,而自己则是海中蛟龙的传人。


 据五代蜀杜光庭《录异记》卷五:“海龙王宅,在苏州东。入海五六日程,小岛之前,阔百余里。每望此水上,红光如日,上与天连,船人相传龙王宫在其下矣”!


 有《太平广记》卷四一八引《菩萨处胎经》云“鸟闻龙子所说,即随龙子到海宫殿”。


 由上述可见,“龙宫踞海”之传说由来已久。而嵊泗列岛上渔民崇仰的是东海龙王。巍峨嵊泗列岛,位于苏州之东洋面上。即使现在,自苏州过太仓,出浏河口,到长江口外嵊泗海域,水路仅百十余海里,就是用古代木帆船,摇橹使蓬地行驶,也不过五六天,即可到达。何况古代,苏州东至南汇一带,乃是沧海逐渐变为陆地,苏州原本是面对浩瀚大海的海岸,从苏州上船,可以直航抵达嵊泗列岛。其方位,其驶行路程,其小岛及周围海域之描述,正是嵊泗列岛。而且古人记载,与嵊泗民间传说,也相吻合。


 古传嵊泗诸岛,是为鳌鱼所驮,岛屿屹立于神奇的大鳌鱼腹下,则是浩浩海国,即东海龙王----“沧宁德王敖广“的水晶宫。远西东海上有座美丽繁华的东京城,城里渔民捕鱼捉虾,用之易米易物,与海国臣民倒也相安无事。但东京城里的土皇帝却是个昏淫的暴君,他鱼肉百姓,掠尽人间财宝,奸淫民间美女还嫌不足,一天突发奇想,要娶东海龙王的三女儿琼莲公主为妾,强令渔民歇橹弃网,燃火煮海,逼令东海龙王献出三公主。


 面对土皇帝的倒行逆施,人神共怒。东海龙王决意要严惩土皇帝,就令驮岛的鳌鱼转侧鳌背,淹塌东京。龙女琼莲不愿无辜城民受难,即扮成渔姑上岸进城,将东京将塌的信息设法传递给京城里一个富有孝心的卖鱼郎。卖鱼郎得此消息后,背负老母,和乡亲们一起逃离东京,躲避劫难。


 不出龙女所料,暴风推着海潮汹涌而来,卖鱼郎母子和乡亲们一路奔,脚后一路塌,东京城淹没了,土皇帝和爪牙们淹死了,原来的陆地也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而人们歇脚的山巅,则变成高低、大小不一的海中绿岛。在紧靠长江口的东海洋面,就有404座这样的岛屿,即为现今的嵊泗列岛。这就是东海龙王淹东京的故事。


 此外,嵊泗列岛上还有一个与东海龙王淹东京有关的,关于浪岗山海市蜃楼出现的传说。古时,渔民扬帆驾舟同神前山(即今嵊山岛)外海面撒网捕鱼,突然间,发现当时最东端一块住人小岛----浪岗山上空,升腾起一大片乳纱似的祥云薄雾,云雾中映现一座城来,有红墙金瓦的楼阁,有杏旗飘指的茶馆酒肆,还有街道鱼市,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一阵阵铃声,马蹄声隐约可闻……渔民说这是回光返照,东京城重现人间。


 另据史载,古时渔在嵊泗海域----浪岗一带洋面上捕鱼时,曾网获一颗皇帝玉玺金印,和刻有“京城”二字的古城砖。宁波东钱湖渔民就因在嵊泗渔场网获了皇印上交官府,朝迁才下诏,东钱湖渔民从此后进出镇海关,一律免交关税银,以褒奖其拾交皇印有功。所述种种,都从不同侧面,印证和丰富了东海龙王淹东京的传说。


 


 正因为有了海龙王信仰,因而龙崇拜、龙风俗也随之渗透到祖祖辈辈海岛渔民的思想意识、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和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真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其表现方式,也是纷呈异彩,风韵独具。


 


龙敬畏与龙信仰忌讳。“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正是这种龙敬畏与龙信仰忌讳的最突出体现。


 自古以来,身为“东海”“外越”的嵊泗诸岛渔民,为了养家活口,年年月月驾舟于波涌涛汹的远海撒网捕鱼,岁岁时时潜身于激流险滩间采藻拾贝,世世代代饱尝伤身失亲之痛。先民们以为这是自己“处海垂之际,屏外藩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之故,因而“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


 断发文身习俗,不仅古时嵊泗渔岛上风行。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断发习俗还保留在嵊泗渔民中间,岛上捕鱼人,不分年长年少,都是剃光头,或是稍蓄短发的“小平头”。就是渔家儿童,父母也是将其剃成光头或是仅在脑顶“子孔潭”上留一上撮短发,并在三五岁时就把他们抛进大海潮头号,让他们从小出没风涛,练就蛟龙戏水般的海上功夫。而让儿子从小就断发,正是出于父母为求后代像龙子龙孙,日后谋生海洋而不受水神伤害,以保了孙平安的心愿。


 


龙敬畏之俗表现在渔民船头祭拜龙君仪式,往往是在海上遇到龙卷风、龙化水等奇异海况天象及灾难性气候时。据嵊山岛上亲历过龙卷风的老渔民讲,龙卷风来时,海面上骤然间“乌风猛暴”,有一团长而庞大的龙状乌云,卷风挟浪,从远处海天之际过来,还有一条粗粗长长的“龙”尾巴。凡被这条“龙尾巴”扫荡过处,船翻人亡,有的甚至连船带人一道被“龙”尾巴卷上天,再跌落海,造成惨剧。而龙化水异象出现前,也是天气骤变,海空阴沉,在人惊恐之际,似有乌龙凌空,但见一股巨大的水柱,从海面上骤起,直通苍穹。凡有龙卷风和龙化水的预兆或现象发生,海上渔民,不论是正在起网捞鱼,还是在返港航行途中,都会面对苍天,跪在舱面上叩头祈祷,求龙君保佑船人无恙,顺顺利利。从船老大到每一个船员,都是那么虔诚。而且渔民在海上遇到龙卷风、龙化水等奇异海况天象时,在跪拜祈祷的同时,往往还会许愿,如:此番大难不死,顺利返岛,必定还愿龙王宫,为海龙王重塑金身,献奉三牲全鱼等等。而其老母妻室听闻儿子或丈夫在海上遇龙卷风或龙化水后化凶为吉,也一定要到龙王宫还愿,拜谢海龙五庇佑之恩。


 


渔民的龙敬畏之俗,表现在渔船上的,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挂龙旗。清朝的国旗是黄龙旗,而在嵊泗渔场上,无论是在茫茫大海的洋地上,还是碧波荡漾的港湾内,也能看到许许多多、各色各样的龙旗。在巡洋的官艇兵船上,和清末张骞创办的江浙渔业公司渔轮、保护官轮上,船首挂乡有黄龙的国旗,船尾挂红地黄月双行龙旗;而民间小渔船上则悬挂小龙旗,冰鲜船除挂“编号运旗”,也须挂小龙旗。起先是朝廷为收缴关税渔税,规定要挂,后来成为渔民自己在鳌鱼旗上乡龙祈求平安。


 


颂龙舞龙扬龙威。这是从正面体现渔民的海龙王信仰,贯穿于渔民的生产、生活与文化娱乐之中。


 


捕捞生产中扬龙威。一种是一岛一岙地举行。每季渔汛开始,第一风开洋,全岛可是全岙渔船汇泊聚集,举行祭龙王仪式。渔民将供桌摆设沙滩,燃烛焚香,奉上猪头、黄鱼鲞和年糕、盐、糖、茶、米等供品,船老大领着渔民们朝着大海跪拜叩头;而众渔民的母亲、妻子,则身着全身祭神礼服,育经祈祷海龙保平安,送丰收。另一种则是以渔船为单位举行。即一汛第一风开洋前,船老大吩咐伙酱买来猪头等,在渔船的桅前舱甲板上举行祭龙王仪式。后来,由于受政治气候影响,转移到较为隐蔽的伙舱间举行。当然,还有一季渔汛结束举行“谢洋”仪式,即祭谢海龙王保一汛平安丰收,收可分一岛一岙较大规模举行,和一船或对船举行。此外,渔船在离开本地渔场前夕,和到达外地渔场后第一风渔船拢洋,也有在船上举行祭供海龙王仪式的。 


日常生活中扬龙威。龙信仰风俗,在渔家生活中无处不有。如有新生儿降临,起名为“海龙”、“顺龙”或“龙英”、“龙菊”;新生婴儿满月办“满月酒”宴请,亲戚长辈往往送上一枚雕龙的长命富贵锁,或是奉上一颗内包有铸刻“乾隆通宝”(借龙之谐音)字样铜钱的黄布香袋,挂于新生儿胸前。无论是把带有龙字之名,还是佩戴龙物,均系以龙喻人保安宁。再是渔家后生和渔家姑娘结婚,男家迎娶前的晚宴称为“龙聚饭”,意即龙凤相聚,家道兴隆。连饭食酒宴,也罩上了神秘的海龙王信仰的光环,散发出浓郁的龙崇拜民俗的古朴之风。


 文化娱乐中扬龙威。渔民在自己文化娱乐活动中的海龙王信仰风俗,也表现多姿多彩。如渔民穿龙裤,龙裤上乡龙;渔船上画龙,视船为木龙;大年三十夜或正月初一舞龙,正月十五挂龙灯、摆龙舟;在住宅屋栋上塑龙,在屋柱上雕龙,甚至在俗称“七弯凉床”的大木床上用白骨镶嵌出龙图案等等。以龙文化自娱,真可谓处处体现出龙的信仰风俗。
                                       
                                      07中文3班 陈佳喆 神话学作业
                                            100701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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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乞巧歌》序

 


《西和乞巧歌》序


刘锡诚


 


赵逵夫先生打电话来说,他的先父赵子贤先生早年在家乡甘肃省西和县搜集并编纂了一部《西和乞巧歌》,经过他的整理编订,如今准备出版,要我写一篇序言。尽管我对西和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民间文化的知识有限,对西和乡贤赵子贤先生的文化功业缺乏研究,可我还是答应了他的提议。这个看似冒昧的决定,对我而言,倒也不是没有缘由的。自2004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每年“七夕节”前后西和民间自发举行的传统乞巧活动,以其古朴、完整、独特以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多样性,着实引起了国家文化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们的关注,其间,出身于西和的学者逵夫先生曾通过他人给我转达信息,而西和县的包红梅县长连续两次亲到舍下,邀请我前去西和考察,我都因为步入古稀而难于远行未能赴约。于是,为赵子贤先生这部《西和乞巧歌》写序,便成了我偿还和回应西和人对我的盛情的一个机会。


赵子贤(殿举)先生是20世纪西和县的一位知名乡贤。读过诗书子曰,崇尚传统文化,又专攻无线电学,具有进步思想。上世纪30年代初回到故乡,在所从事的民众教育和学校教学中,对西和的古代民族历史文化和周秦中原文化的情结与日俱增,于1936年在教书之余,组织和率领学生在家乡北起盐关、祁山,南至何坝、横岭山一带,记录搜集了一批当时在民众中、主要是年轻女孩子中口头传唱的乞巧歌,并整理成书稿。这部书稿在赵先生生前虽然没有能够得到出版,但就他所发动的这次民歌收集工作而言,却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起来的、又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一翼的歌谣运动在陇南地区,甚至在大西北地区,结出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作为编者,他对这部《西和乞巧歌》所录的节令仪式民歌,以及这些作品所记述和反映的当地流传既久的七夕节候的乞巧风俗与社会情状,特别是封建礼教和社会不公给妇女带来的悲苦命运和心灵创伤,充满了深切的同情、甚至愤懑;对这些民间作品的文化史意义和文学史意义,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把这些隐没于漾水和西汉水流域草野之中而未被人们所认识的民歌,称为“国风”。何以称之为“国风”?他在《题记》中写道:“莫谓诗亡无正声,秦风余响正回萦。千年乞巧千年唱,一样求生一样鸣。水旱兵荒多苦难,节候耕播富风情。真诗自古随风没,悠远江河此一罂。”也就是说,他把西和一带的这些传统的乞巧歌,看作是《诗经》中著录的“秦风”的“余响”。


《诗经》所采集的“十五国风”的地理范围,主要是在中国的北部,稍入南方的,只有《周南》、《召南》和《陈风》(朱希祖《罗香林〈粤东之风〉序》);北部的“秦风”选录了十首之多,应该主要是周室东迁、秦文公“居西垂宫”时代的作品,其中的《无衣》《黄鸟》《蒹葭》等歌诗,颇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尤其是那首“表现了人民慷慨从军,团结御侮的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华文学史·古代文学编》)的《无衣》。但也有学者认为,“秦风”之诗,大体都是秦人思贤、访贤、得贤、弃贤之作,而并非都是真正从民间采撷而来的民众作品。战国时代,屈原写《九歌》,后人辑为《楚辞》,主要辑录了以楚地为中心的江南的“风诗”,而不涉及北方。到了汉武帝,立乐府,采歌诗,所及地区,最北方包括了燕、代(今之张家口辖蔚县一带)、雁门、云中,西北到陇西,而陇西地区,也大体就是《诗经》的“秦风”之地,即天水一带,至于建立古仇池国的氐人的发迹之地、也是周秦中原文化与氐戎(羌)文化交汇之地的陇南及西和一带的民间歌诗,则少见涉及;且汉武帝采诗所得乐府歌诗,已佚亡不存。宋郭茂倩所辑《乐府诗集》,在《横吹曲辞》里收入了不少取材于陇头、陇水、陇坂的歌诗之作,细细读来,也多是随军文人或后世歌者歌咏或追怀中央王朝与氐戎战事中的征伐勤劳之作,而看不出有多少来自陇南一带真正的“风诗”。这样以来,赵子贤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所编订的《西和乞巧歌》把采集足迹扩展到了前贤所未至的、地处漾水和西汉水流域的西和,第一次记录了农村姑娘们所唱的歌诗,也就弥补了自《诗经》、《乐府诗集》以来陇南一带的民间风诗在诗歌史和民间文学史上的阙位,因此可以说功莫大矣。


“乞巧歌”具有两重意义:一,它是社会历史和群体民俗的重要载体;二,它是依附于特定的节候——七夕——而产生和咏唱的民众口传文学作品。由于地域和历史等的特定原因,这些歌诗(与《诗经》和《乐府诗集》里的作品一样,大半是可以演唱而不是徒歌)的流传地西和,在周秦之后的漫长岁月中被逐渐边缘化了。边缘化的好处是,在农耕文明和家族人伦社会条件下的七夕风俗以及与之相关的民间歌诗,尽管是以口耳相传这种易变的方式世代传递,其嬗递变异的速度相对较慢一些,以相对完整的形态被保留下来,传承下来。而子贤先生所记录编订的这本《西和乞巧歌》中的歌诗文本,就是“千年乞巧千年唱”,流传至20世纪上半叶的歌诗形态。正如子贤先生说的:“西和如此普遍、隆重、持久的乞巧活动其他地方没有,这给女孩子一个走出闺门、接触社会的机会,在古代是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表现,在今天是一种对社会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的方式,既反映老百姓之心声,也是存史,同《诗经》中的诗有同样的价值。”从这一情况来说,西和的七夕乞巧风俗历史久远,风格与形态独特,乞巧歌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细节,特别是妇女的地位和命运,认识农耕文明和家族人伦社会制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以及追溯七夕节和乞巧歌的源流和意涵,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当然,包括乞巧歌在内的所有民间文学形式是流动不居的,不会停止在一个时间点上。在历史的匆匆步履中,民间文学总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不仅内容,也包括形式。属于时政歌谣的作品,大都随着时代的变迁,往往成为绝唱,除了研究者的需要而外,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而那些表现民俗生活和民众心态与情感的作品,则永远伴随着历史和人们走向未来。同时我们也看到,乞巧歌的嬗变,与民间文学的其他体裁和形式一样,是遵循着文化进化规律渐进的,而并不按照“那些自命为革莫道不消魂命家的人”(列宁《共青团的任务》)的指令和路线图发展前进的。关于这一点认识,只要把赵子贤版的西和乞巧歌,与当下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新搜集采录的乞巧歌加以粗略地对照研究,就可以相信是大致不错的。


西和县的乞巧节(七夕节),已于2008年被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意味着在国家的层面上得到了保护。作为乞巧节的有机构成部分,乞巧歌自然也要加以保护,即连同姑娘们的乞巧活动一起,进行整体性的保护,使其传承下去。当我们今天在对乞巧歌进行保护和研究时,赵子贤先生的开创之功,是不应忘记和忽略的。


谨为序。


2010年清明节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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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来正月正

正月里来正月正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02月08日00:05

  刘锡诚


  “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离开故乡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儿时的许多人物和事情,在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了,惟独过年的那些事儿,买年画啦,写对联啦,贴门神啦,祭灶王啦,接财神啦,祭祖啦,守岁啦,拜年贺岁啦等等,却还清晰地刻印在脑海里。因为春节对乡民们来说,不仅是喜悦的、欢乐的,也是神圣的、神秘的。


  凡是神秘的事情、尤其是神圣的事情,一旦经历过、体验过,是不会轻易忘记的。就说送灶王爷升天的仪式吧。腊月廿三晚上,旧的灶祃被从碗柜边的墙上揭下来,把新买来的灶祃换上去,并把供品——关东糖摆好。家长默默地走到黝黑的天井里,把旧灶祃烧掉,让灶王爷随着火光的升腾回到天上。一边烧,一边念念有词地说:“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嘱咐灶王爷升天不要在玉皇大帝面前说家里的坏话,祈求全家来年平安吉祥。乡俗认为,灶王爷不是神,是家庭的一员,有的灶祃还一左一右画有两个老婆,但他能通神,是个人神中间的人物,而关东糖是可以把他的嘴巴粘住的。祭灶仪式固然简单,可是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却以为灶王爷真有这样大的本事,全家的祸福,都掌握在灶王爷手里,尽管民间传说里也有不少是奚落他的。


  守夜也很有神秘感。除夕晚上,家家户户都要守夜,把大门关闭、上了门闩后,天井里要撒上芝麻秸(我们那里俗称撒碎)。芝麻秸干燥,踩上去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鬼魅邪祟不敢来犯。大人开始坐在屋里守夜,要点长明灯,全家不能大声说话,怕惊吓了神灵,屋子里萦绕着一片神秘气氛。熬不住的小孩子要睡觉了,但头要向着喜神或财神来的方向。旧时灶祃的上端都印着“喜神东南”或“财神东南”的运势提示。到五更起床时,也要朝着这个方向穿衣,且不准大声说话,以祈求来年好运。儿时所经历的这种神秘的过年氛围,怎么会忘记呢。尽管科学家和政治家可以责难农民被迷信所误,但不要忘了,这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们的狭隘而局促的生活天地所带给他们的信仰理念和平安吉祥的希望,是谁也无法超越的,谁也不能断送他们的希望。


  除夕晚上祭祖,初一早晨贺拜。一是对逝者,一是对生者。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祭祖是家家户户不能少的程序,表示追念先祖先人的艰难创业和高尚品德。贺拜也是家家户户不能少的礼仪。中国是个家族伦理社会,向长辈贺拜和向平辈致意,表示对家族秩序的认同和尊从。向邻里朋友贺拜和问候,表示团结、和睦、友善、祝福的意愿。这个传统,在今天,也是我们要坚守的。


  我国是一个幅员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春节的民俗和风尚,不同地区自然也略有差异。各地春节的民俗风尚色彩斑斓,不仅是地域文化的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表征之一。南方的,如鲁迅在《祝福》里描写的绍兴城里鲁四老爷家过春节:张灯结彩、祭祖仪式,以及在鞭炮声中辞旧岁迎新年的场面,那是清末民初江南一带人家过年时的情景。茅盾在《香市》里描写的家乡乌镇的香市,四乡的农民摇着赤膊船,成群结伙、摩肩擦背地来到社庙前,赶香市,有的背着香袋,有的挎着香篮、带着香烛。他们先到社庙里拜菩萨,再到水潭里汰“蚕花手”。那些茶棚,戏法场,弄缸弄瓮,走绳索,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百草梨膏糖,花纸,各式各样泥的金属的玩具,灿如繁星的“烛山”,薰得眼睛流泪的檀香烟,木拜垫上成排的磕头者。北方的,像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写的荣宁二府除夕前打扫房屋,更换门神、对联和重油桃符,使门庭焕然一新,以及新年放花炮的欢乐气氛,那是旧时富家豪门过春节的大致情况。老舍在《北京的春节》里写的则是普通北京市民过春节的景象和老北京人的心理,他说,腊八那天人家里和寺观里熬制和分赠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 中国的春节,色彩缤纷,风俗各异,而它的文化指向却是一样的:平安吉祥。


  春节的文化意蕴,除了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以外,古人还曾赋予它一些其它的深厚而广泛的意涵,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逐渐被遗忘了,有些被遮蔽了。譬如,周天子在元日这一天要祈谷于上帝,要扛着锄头到田地里耕作,因为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后五日,蛰虫始振,再后五日,鱼上冰,五谷开始发芽生长了。还要祭祀社稷,向农神祈愿。农神是哪一位呢?相传是苟芒。又譬如,《史记·天官书》里说:“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正义》云:“以四时之日,候岁吉凶也。”所谓“候岁美恶”、“候岁吉凶”,是说如果正月旦晴天,预示着来年一年丰收。古代有“正月旦決八风”之说,即:如果风从南方来,预示着一年大旱;风从西方来,预示着一年中将有兵祸;风从东南来,预示着“民有疾疫”,是岁恶;等等。针对着这一系列文化涵义,人们又制定出了一系列的对策。譬如元旦(春节)这一天,“先于庭前爆竹……贴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宗懔《荆楚岁时记》)。在这一天还要悬羊磔鸡,以压疠气。也逐渐形成了一些节日风俗,如周处《风土记》里记载的拜年之俗:“元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列子》里记载的放生之俗:“邯郸之民,以正月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厚赏之。”这种合乎环保理念的放生活动,在邯郸衍而为春节之俗。这一系列有关春节的文化意涵,所显示的,是浓重的农耕文明的色彩。属于物候的,应当是古人科学观察的总结;而属于巫术的或禁忌的,当可供认识和梳理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


  庚寅年(2010)春节,在我国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的脚步声中来临了。我们常说“新春佳节”;古人说“睠芳节兮嘉时”!人生易老,岁月无情。尽管人生无法再回到童稚无邪的年月,关于春节的理念和春节的过法也已今非昔比,但春节所固有的那些或隐或显的意涵,却让我一次次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与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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