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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民俗文化与民俗学学科的命运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民俗文化与民俗学学科的命运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民俗文化与民俗学学科的命运 田兆元 【摘要】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门类是根据民俗学的范畴列出的,民俗的事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流。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却出现了逻辑混乱问题:种属相混,如民俗本是一个大的概念,结果列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这使得人们对于民俗的概念产生误解,使得保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民俗文化和民俗学学科。本文认为,对于社会来说,民俗的文化意义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更为重要,非遗保护只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之一,而民俗学的研究既是学科发展的百年大计,更是文化建设的学科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民俗学研究互为表里,相互促进,才会对中国文化建设带来积极影响。 【关键词】民俗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近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对民俗文化的发展和民俗学学科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民俗事象中的一部分成为保护对象,作为文化遗产,民俗的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被强化,民俗文化的价值被提升,民俗精神的弘扬成为继承文化传统的神圣事业,民俗文化的保护成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神圣事业,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局,是新世纪文化观的重要转变。过去我们也提尊重民众文化,学习民间文化,但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嘴上说向工农兵学习,但又常常说要和传统文化决裂,要打人比黄花瘦倒封建迷信,民俗活动多半是被批判的对象,向民间学习成为一句空话。如今,民俗事象得到如此重视是百年来第一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使文化观念发生很大变化,民俗被尊重,民俗学也因此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由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参与,这将对民俗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正面意义也不可低估。目前,政府是推进一切事务的主导力量,他们可以集聚财力人力,保护民俗事项,达到学界和社会无法实现的效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些过去曾经遭到政府打压的那些民俗活动,如信仰仪典,丧葬习俗等,也会摆脱过去所谓“封建迷信”的指责,把具有敬畏、淳朴的民心重新建立起来,这是极好的现象。有的官半夜凉初透员说,原来我们我们是打击民间信仰,到处驱赶烧香拜神者,现在我们是尊重保护民间信仰,并且积极申请当地的信仰风俗作为文化遗产名录。过去和现在,可谓冰火两个世界了。观念的一定程度的改变使得民俗活动得到一个较好的环境,这些都是保护工程为民俗发展带来的福利。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与我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尽管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但其推进实际上是政府和一批社会精英主导的,社会整体是支持的,但是,社会的滞后以及基层的滞后也是一个事实。部分民众的心理还滞留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以来的“破四旧”的境界,还停留在所谓的反封建迷信的境界,政府的主导为保护推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底层的管理者并不都是民俗文化活动的支持者,他们往往因为害怕纵容迷信活动遭到上级批评而消极应对。这种情况使得参与保护工作的学者感到无能为力,但借助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推进保护工作,却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是非遗保护之功。 当然,这种保护的方针会带来走过场,官样文章,利益驱动,政绩点缀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恶性发展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会破坏文化传统,使结果适得其反。民俗文化的研究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应当通过参与,促进其向正面方向发展,乐观其成。而对其不良之处,应该通过建议、批评,促使其走上正道。但是,无论如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正面意义远比负面作用为大。它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因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使民俗事像得到重视,民俗学学科也得到重视,我国近年民俗学学科得到很大的发展,高校的民俗学硕士点空前增多,民俗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也大幅增加,这虽然是学科自身的价值体现,也与当前的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全国已经近40家硕士点,有的院校还以民俗学的硕士点去带动社会学的硕士点的建设,带动人类学的硕士点建设,带动民族学的硕士点建设。有的一个学校招收民俗学学生达20人以上,全国在读硕士生数百人以上,博士生也有可观的群体。全国已经有两所以民俗学命名的学院(内蒙古师大社会学民俗学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民俗学类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则多不胜数,这些都是民俗学发展历史上的大事。虽然相对于其他学科,民俗学还处在边缘,但就其最近的发展速度看还是惊人的。 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文化部的推进下不断展开时,民俗学界的反响躁动也很强烈。一些民俗研究机构随之改名,一些学术刊物也随之改名,都会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头。而一些民俗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大都会开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方向。各种名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研究中心也纷纷建立起来。甚至有人提议将民俗学或者民间文学改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类的概论已经出版了,这当然对于民间和政府的保护工作会有帮助。民俗学学科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倾斜成为一个事实。 除了北京等个别地方,作为艺术研究的部门热切地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分担了一些民俗学者的工作以外,中国各地的民俗学专家作为主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成为一个显著的事实。 民俗学者成为文化部门的顾问参谋,为其出谋划策,成为座上宾,为有热情的地方政府部门所追捧,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策士曾经被各诸侯国追捧过以外,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时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给我们的民俗专家带来了无上荣光。由于名录的审批要经过专家投票,知识分子一下子掌握了主导权,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向民俗学者俯首,专家可以对其行为尖锐批评,指指点点,这种情况也是现在才有的事。 我们非常希望各位专家珍惜难得时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多作实事。这样一个好的时机来之不易,我们要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使民俗学学科也得到成长。 我们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给民俗学学科本身已经带来什么多少有价值的理论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但是,它和民俗学是并行不悖的。我们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往往拿民俗学说事,如果在比较中见出保护工作的特点,那是一种良性的表达,但是,表达中,人们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见解和民俗学的理论中见出高低,这就不是很适合了。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民俗学者仿佛要改换门庭,把自己狠狠批评一番。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使民俗学的理论得到发展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他们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两个范畴,不能说谁高谁低。比如,就其二者的关注的对象看,民俗学的一般传统看法认为,民俗学的对象是民众的知识,或者是某种文化遗存,或者是某种传统,或者是民间文艺,即使是民众的生活,也大多关注民间,或者底层的民众,一般不把统治者和文化精英的习尚纳入研究之中。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则是着眼于全民族的文化遗产,是不分统治者还是民众的。也不分高雅还是通俗,有价值的,濒危的,都是保护对象。但是,我们的民俗学也有将民俗学的对象定位于一国民俗学,定位全民族的,这样,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也是可以相合的,并不是非遗保护发现了新大陆。 目前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整体上还是在原来的民俗学学科的路径上行走的。人们一方面借助民俗学的已经有的范畴,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做出了伤害民俗学的学科发展的事情,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从第一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518项的名录分类来看,几乎没有超出现有的民俗学的研究范围,现列出这次名录的内容如下: 一,        民间文学(31项) 二,        民间音乐(72项) 三,        民间舞蹈(41项) 四,        传统戏剧(92项) 五,        曲艺(46项) 六,        杂技与竞技(17项) 七,        民间美术(51项)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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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北川,关注中华文明发祥地

北川,传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大禹的出生地。这不仅是现代地方民俗的传说而已,而是具有丰富历史记载的文献证据,更兼近年考古资料,是知汶川北川,实为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现在这些地方的文物古迹损坏严重,人员伤亡严重,故园残破,心中痛之。对于“禹兴西羌”,我一直是信服这条史料的,在有关论著中强调说:禹族的老家在西羌,并引用《史记》《新语》等书的资料。在分析禹部的发展时,曾这样主张:“禹从西羌迁出,与东方颛顼部的鲧结盟,鲧禹不是父子关系,而是婚姻联盟,这远距离的婚配虽然还不越二合婚的格规,但由于血缘殊远,且地域差异大,这个联盟便焕发出强劲的活力,后终执华夏之牛耳。”【《神话与中国神话》108页】,大禹陵在东海之滨,可见其文化影响遍布神州。 羌族是最古老的一个民族了。据研究,早在大禹之前,他就是我们祖先黄帝的先人。据称,少典氏所娶有蟜氏,就是羌族,有学者认为,少典是氐族之双音写法,有蟜则是羌的双音写法。古音二者是相通的。少典和有蟜之合诞生黄帝。氐族今天已经不存在了,羌族还在,真是古老族群啊,值得敬礼! 如今的大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被破坏的民族文化遗产,需要保护。民族的记忆需要延续。 现在也有很多的学者论述,现提供一些资源如下:     “禹兴西羌”说新证 李绍明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言:“禹兴于西羌。”《集解》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史籍言“禹兴西羌”或“禹生西羌”者甚多,但在唐代以前西羌为我国西部的大族,分布甚广,究竟禹所“兴”或所“生”之地何在?值得研究。不过史籍多言其地为石纽。目前言石纽其地多在四川西北部,而尤以岷江上游及其相邻的涪江上游湔江一带最为集中,如今汶川县飞沙关、理县通化乡、北川县禹里乡、什邡县九联坪乃至都江堰市龙池等地皆有石纽山及禹庙的存在,而关于禹的传说故事更广泛流行于川西北地区。再者,上述地区自秦汉以来即为古羌人聚居地,且迄今仍为羌族聚居地。目前,我国羌族有30余万人,亦主要分布于此一区域,现建有 ** 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北川羌族自治县。因此,在此一区域探求大禹及大禹文化是巴蜀学人义不容辞的义务。 新中国建立以来,各地学人研究此一课题者不少,其著述亦引人瞩目。随着这一地区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工作的开展,又有一些新的资料出现,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依据,今仅举近日一些新发现资料以供专家学者考量。 一、考古学新发现的启示 2000年中,为配合《四川省文物地图集》编写,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州与茂县文博单位,联合在岷江上游开展了一次全面详细的考古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对茂县城东南的营盘山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和发掘〔1〕。众所周知,在此之前该地新石器时代玉枕纱厨考古工作虽然已有所开展,但既不全面又不系统,而此次调查与发掘基本掌握了这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及有关文化的内涵及其演变序列,显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此次调查共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遗物采集点82处,其中遗址53处,遗物采集点29处,大体分布在汶川、理县、茂县、松潘和黑水数县,基本上是羌族聚居区。其范围东至岷江与涪江分水岭土门梁子,西至岷江与大渡河分水岭鹧鸪山,北起岷江源头弓杠岭,南达成都平原西北边缘。所发现遗址面积大小不一,小者仅数百平方米,最大者可达十余万平方米,海拔高度均在1200—2700米之间。距今5000年以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集中分布于岷江主流及其支流两岸地势较高的三级及以上台地,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茂县营盘山、理县龙袍寨、汶川龙溪寨、黑水色尔古寨遗址等。营盘山遗址发现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棺葬叠压在新石器时代堆积之上。 茂县营盘山遗址包括灰坑、灰沟、地面房屋基址。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以手制为主,夹砂灰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为主器形以平底和小平底器为主,有少量圈足器。有较丰富的彩陶器,器形包括盆、钵、罐、瓶等。彩陶均黑彩绘制。石器有打制、磨制两种。磨制石器包括斧、锛、穿孔石刀、凿、刀、砺石等。此外,还有玉器与骨器。营盘山遗址具有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代表性,以自身特色的本土文化为主,同时又吸收了多种外来文化的因素〔1〕。 此外,近期还在汶川县威州镇发掘了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2〕,在茂县凤仪镇发掘了波西、沙乌都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3〕,在马尔康县沙宗乡发掘了哈休新石器时代遗址〔4〕。这些遗址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信息。比如茂县营盘山遗址、汶川姜维城遗址、马尔康哈休遗址都发现了该文化与黄河上游、长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如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第四期遗存的陶器与营盘山遗存的部分陶器有相似之处;营盘山文化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又有一些共同因素;甘肃马家窑文化中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与营盘山、姜维城乃至哈休遗址的彩陶型式与图案均有许多共同之处;波西遗址未发现马家窑类型彩陶,但其细泥红陶钵却与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仰韶文化器物风格相似,沙乌都遗址出土的夹沙灰陶、褐陶侈口罐陶器却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同类器物相似。总之,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的多元性反映出其时人类活动的频繁性及其相互影响的广泛性。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应是三星堆遗址主体遗存为代表的古蜀文化重要来源。三星堆遗址文化第一期大体相当于宝墩文化第一期,均距今为4500—3800年,皆较营盘山遗存的年代距今5000年为晚。目前,成都平原尚未发现5000年以上古文化,故二者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新石器时代人类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民族未能形成,不过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发现5000年以上新石器时代文化为四川古蜀文化,乃至夏禹文化的来龙去脉提出了许多可供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羌族传说来源于西北,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具有西北古文化因素这一点,应能说明一些问题。 二、民俗学资料的诠释 自1979年以来,国家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十部志书的普查、研究和编篡工作。这十部《集成》包括民间故事、歌谣、谚语、曲艺、曲艺音乐、民间歌曲、民族民间器乐曲、民族民间舞蹈、戏曲和戏曲音乐等,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民俗学或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目前这十部《集成》已基本出齐。 ** 藏族羌族自治州在《集成》调研工作中,发现了原流行于茂县、汶川的一带羌族地区的“花灯戏”及其唱词。他们对此进行了搜集、整理与研究,有认为“羌族的花灯戏是在羌族释比(巫师)庆坛戏的基础上派生和发展起来的,……是羌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5〕 据研究,原流行于茂县土门、凤仪两地的《竹马花灯》(以竹子编扎并用彩纸糊成的竹马六匹或九匹道具而命名)的剧目中有《大禹治水》一目。其中有一段唱词如下: 先有天,后有地,后有人,有男有女。 先来唱,在下面,是戴帽子的汉人。 在我们上面,是穿靴子的 ** 。 居中间的是羌人。在这喜庆的日子里, 歌唱我们的民族,歌唱我们的祖先。 山有树,树有根,我们来唱羌族的根。 最能干的“耶格西”,是他疏通了九条河, 时间用了八年整。第一次路过家门口, 听见孩子的哭声,可他心中只想到, 还有野兽未消灭。第二次路过家门口, 听见孩子的笑声,顿觉浑身是勇气。 第三次路过家门口,看见孩子已长高, 毅力倍增气昂昂,九条河水定疏通, 天大困难吓不倒[1]。 据搜集者研究,此唱词为歌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而唱词中的“耶格西”即大禹的羌族名字。其唱词原系羌族巫师——“释比”用羌语演唱而译为汉文的。我们从唱词的形式与内容来看,完全符合羌语表述的方式及羌族思维的实际,而绝非来自汉语有关唱词的移植。由此亦可再次证明羌民从来即有对大禹的崇敬与信仰。羌族迄今仍认为大禹是他们的“祖先”,是“羌族的根”,是他们当中“最能干的”。这些民俗学资料,充分说明史籍所言“禹兴西羌”或“禹生西羌”是有依据的。 三、新出土汉代碑铭的佐证 近年来在三峡电站建设中,国家于水库淹没区组织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东汉景云碑的出土即是此中一件大事。2004年3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发掘出东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此碑成于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年),据考约在西晋时因故填埋于屋基之下,故得以较妥的保存下来。此碑,现藏于重庆市三峡博物馆中,2005年夏,余应邀赴该馆参访时曾予研读。2005年5月《中国书法》杂志公布了此碑照片并有丛文俊先生的考述。此后,魏启鹏先生又于《四川文物》2006年第2期上发表了《读三峡新出土汉景云碑》一文,再度予以考释。此碑不仅布局严谨,书风俊雅,镌刻精细,乃汉碑中之佳品,而且对巴蜀乃至中国古代史均提出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新资料。此碑原文为: 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已亥卒。君帝高阳之苗裔,封兹楚熊,氏以国别。高祖龙兴,娄敬画计,近诸关东豪族英杰,都于咸阳,攘竟蕃蘅(卫)。大业既定,镇安海内。先人伯沇,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帏屋甲帐,龟车留滞,家于梓幢,九族布列,裳絻相龙,名右冠盖。君其始仕,天资明括。典牧二城,朱紫有别。强不凌弱,威不猛害,政化如神,蒸民乃厉。州郡并表,当享符艾。大命 ** ,中年殂殁。如丧考妣,三载泣怛,退勿八音,百姓流泪,魂灵既载,农夫恻结。行路抚涕,织妇喑咽。吏民怀慕,户有祠祭。烟火相望,四时不绝。深野旷泽,哀声悼切。追歌遗风,叹绩亿世。刻石纪号,永永不灭,呜呼哀哉,乌呼哀哉!赞曰:皇天炳壁,郢令名矣。作民父母,化洽平矣。百工维时,品流刑矣。善劝恶惧,物咸宁矣。三考絀勑,陟幽明矣。振华处实,畼遐声矣。重曰:皇灵禀气,卓有纯兮。惟汶降神,梃斯君兮。未升卿尹,中失年兮。流名后载,久而荣兮。勒铭金石,表积勋兮。冀勉来嗣,示后昆兮!熹平二年仲春上旬,朐思令梓潼雍讳陟字伯宁,为景君刊斯铬兮。 关于此碑所述内容,前此已有丛、魏两位先生的论文加解释,甚为精辟。笔者在些仅愿重申的是碑文中所言前人之未言的关于禹之一支后裔景氏先祖由汶川石纽东徙于楚,以及其先祖伯沇曾经巡狩回蜀的一段史实。 碑文所言,此景氏的先祖“祖颛顼而宗禹”所谓“惟汶降神,梃斯君兮”。这当然指的是其先氏为来自汶川的大禹之后,系由蜀中而流愚于楚地的。同时,这亦证明了大禹“兴于”或“生于”汶川石纽这一说法在汉代仍相当流行,而为世人所认同。再者,碑文谓:“先人伯沇,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帏屋甲账,龟车留滞,家于梓潼,九族布列,裳絻相龙,名右冠盖。”据魏先生考证,此“伯沇”即“伯杼”(亦称后予、帝宁),乃夏后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为被后世所公认的能遵循大禹治国之道的君主,而受到尊重和祭祀。此段记述,诚如魏先生所言填补了一段历史空白,即“大禹率族人向东发展之后,禹乡旧地如何,传世典籍除了夏桀伐岷山而娶琬、琰二女之外,几乎是一片空白。景云碑则记述了先祖伯沇(即伯杼)在少康中兴后,为遵循禹石纽、汶川之会的遗则,曾甲帐龟车,巡狩回蜀的史实。就在此时,包括景氏祖辈在内的鲧禹后人,九族迁徙,‘家于梓潼’”〔5〕。当然这段新的资料尚有待于其它旁证,但它确实是汉代的一件关于大禹后裔东向迁徙的重要史料。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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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灾情 强化预测

    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是一大自然灾害,我们对于汶川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灾区的人们深表同情,愿尽一切力量帮助。但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实际上是可以预报的,而我们往往会以所谓的科学的名义忽略灾害的预示迹象,过去我们所谓的上天示警,实际上是自然世界的灾害发生前的征兆,这也是自然通过一系列迹象保护人类的一种功能。忽视它,甚至愚昧地摆出一幅科学面孔,一幅反迷信的面孔,妄作解释,这就是草菅人命,危害民生。     民俗学的传统,有真正的科学存在,关于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我们的历史书上有多少可以参考的资料啊?     民俗学没有参与到 ** 的一线,看来是一个错误。科学家,研究一点民俗吧,民俗对于灾难的预测,是有科学依据的。 这里转发一篇文章,大家可以参看。 或许出于“相信科学,破除迷信”,或许多年的平安让我们失去应有的防范意识,大自然再三的提醒与警告,我们却彻底地对此失去领会能力。 5月12日中午两点半左右,大半个中国的人都惊惶失措地在同一时刻往楼下跑。此刻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一场可怕的天灾降临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这辈子都没遇到过震级如此高的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国家 ** 机构从这一刻起迅速忙碌起来收集数据,不断修正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级别。 撰写此文时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发生还不到三个小时,震中汶川的人员伤亡、财产受损情况没有报道,记者们可能还在赶赴灾区的飞机上。我们只能一边在网上关注最新消息,一边祈祷天佑我中华。有人质疑,为何没有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预报?众所周知,目前的 ** 能力还不可能每次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前作出预警,科技还没具有让我们躲过这场灾难的水准。我们毫无防备,天灾突如其来。这不是人为失误。 但是,我们可能过份依赖科技了。大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之前的种种自然界预兆很可能早已在提醒我们,但被我们的掉以轻心所忽视。古老的经验告诉我们,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前会发生一些前兆,譬如动物反常、地下水异常、天气变化异常等,此类经验已被广泛认可并写入了教科书。那么,当这些大自然奇异现象发生时,从事 ** 的人为何不能提高警惕? 《华西都市报》5月10日报道,四川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出现大规模蟾蜍迁徙,数十万蟾蜍走上马路。绵竹离汶川只有几十公里。绵竹在此次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中心范围之内。村民表示担扰:“这种现象是不是啥子天灾的预兆哟?”但绵竹市林业局接报赶到现场后却解释说,这是因为蟾蜍繁殖季节,爆发大量幼蟾上岸迁移,与天灾无关,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还会为当地减少蚊虫。村里的老人活这么老都没见过此等现象,但专家却说这是正常现象,证明绵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自然的警告让这些专家忽略并曲解。这甚至已是一种实质上的误导。 不仅是四川。5月4日,江苏江都市武坚镇新楼村约数百万只蟾蜍在该村刘垛闸附近集会。5月9日,江苏泰州市市区的东风大桥上突然出现数万只小蟾蜍迁徙。5月11日,江苏常熟古里镇珠泾苑数万小蟾蜍迁徙。 4月26日早上7时,湖北恩施市白果乡下村坝村直径约百米、水深数十米、常年不干的观音塘约8万立方米的蓄水5小时内全部消失,水面突然出现漩涡,并伴有轰鸣声。村民盼专家解谜,至今没有听到任何解释。 现在已不再需要专家解释了。5月12日的汶川特大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或许已替他们作出解释。但如此的解释方式让人欲哭无泪,大自然又一次嘲弄了我们的愚蠢与粗心大意。动物反常、地下水异常这些高度吻合古老 ** 经验的大自然奇异现象发生时,却无一人敢提醒说,这是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预兆,大家要提高警惕。或许出于安稳人心,或许出于“相信科学,破除迷信”,或许多年的平安让我们失去应有的防范意识,大自然再三的提醒与警告,我们却彻底地对此失去领会能力,以至毫无防备意识之下遭此特大天灾。这到底是科学的局限,还是我们智慧的悲哀?   来源:  信息时报   作者: 范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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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中学语文难倒大陆博士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11日 17:21   南方都市报   在台湾地区中学语文教育里使用长达40年的《国学基本教材》近日由内地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编叶匡政近日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几道台湾中学生的语文考题,称两位北京某高校的中文博士只能答对一半,相当于不及格。这篇博文引来了网友的广泛关注,点击率极高。   两个中文博士只答对一半?   诗人、出版商叶匡政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的10道语文题,他称是从台湾中学的国文考题里挑的。比如,“万古丹心盟日月,千年义气表春秋”和“未劈曹颅千古恨,曾医关臂一军惊”分别说的是关羽/华陀/项羽/孟子里的谁。“大启而宇,长发其祥”、“交以道接以礼,近者悦远者来”和“室有芝兰春自永,人如松柏岁长新”三个对联如何对应乔迁新居、分店开帘卷西风幕和七十大寿三种情况等等。   叶匡政说,某日恰逢两位北京某高校的中文系博士生来玩,他就挑了10个题目给他们试作。两位博士做了10多分钟,结果答对的竟然只有一半。他当即许诺要将自己出版的《国学基本教材》各送一套给这两位博士。   这篇博文立即引来网友的关注,不少网友做完题目之后,有的感叹的确难,台湾的国文教育搞得不错;有的则表示自己做得比博士还好,只能说明博士太“水”。   叶匡政昨天告诉记者,这两位博士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这可能是他们对古文不熟悉的原因。“其实我也一样。80年代我们反传统,只看尼采、博尔赫斯、卡夫卡。现在我对国学都知之甚少。但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就会不自觉地想要回归传统,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叶匡政表示,近日出版的《国学基本教材》在台湾使用40多年,覆盖80%的台湾中学。这套教材最大的好处是培养一种成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现在内地的语文教育只教文学、字词句段落大意,却不教思想。事实上传统典籍是教做人的。如何对待人生,如何对待财富、朋友、挫折,这些生活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很需要在中学生里面提供这样的思想资源”。   针对传统价值观是否在今天适用的问题,叶匡政认为这套教材的好处正是在于将这些价值观跟今天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并且启发学生自己去思考和选择。   国学大家任继愈给予支持   叶匡政出版《国学基本教材》是因为北师大语文教育研究所的王丽找到了他。王丽2002年参与了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感到内地教材存在诸多问题,她查阅了大量民瑞脑消金兽国时期中学国文教材,又在一个偶然的机缘接触到台湾的这套教材,于是萌发了将之引进出版的想法。   王丽说,最初是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松柏中学的林采凤老师托人从台湾捎来这套《国学基本教材》作为语文选修课教材,教了一年之后,发现学生都不知不觉变得温文尔雅了。王丽就从林采凤那里拿到了这套书。   “我一看就喜出望外,觉得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国文课本。”王丽说,在内地人心中,四书五经是老古董,枯燥陈旧,与当今的生活距离很远。而台湾这套教材将经典转化成高中生能理解,在现实生活中有指导意义的深入浅出的东西。“它首先非常尊重原文,不是随便发挥。另外书中有‘问题和讨论’部分,启发学生思考在当下的意义。比如讲‘岁寒知松柏之不凋’,就提出一个问题,在追求志向的道路上如果一再遇到困难,是应该继续坚持,还是放弃并重新调整方向?这样的问题给学生思考,是非常有意义的。”   王丽从2006年开始萌生出版《国学基本教材》的想法,但屡屡碰壁,都记不清自己找了多少家出版社。   在这个过程中,国学大家任继愈给了她很大鼓励。任老评价这套书是“忠实原文,朴素、简要、有新意,深入浅出,是一套很适合青少年读者的好书。”认为国内十几年内根本编不出这样的书来。王丽一直找不到出版社准备放弃的时候,任继愈总是劝她:“别泄气,再想想别的办法。”“任老还跟我说,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来出,他愿意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   2007年,王丽找到叶匡政,两人观点不谋而合,这套书才终于得以面世。著名学者谢泳评价说,与中国大陆流行的语文教材不同,台湾《国学基本教材》试图把经典与当下社会经验沟通。“中国大陆中学语文教学一个明显的失误是只把中国传统文化停留在技术层面理解。在流行的中国大陆语文教材中,到现在也不过是把文言文的简单识读看成是最重要的教学任务,而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却极少注意……现在引进台湾《国学基本教材》,我以为正当其时,它的一个最大优点不光是让学生识读文言,而是理解和体会儒家文化的精神,特别是这种精神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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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山东济宁市长:中华文化标志城肯定要建

    新京报讯 (记者杨万国)昨日,针对108个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全国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 建在发源地“比较明确”     全国政协委员安家瑶日前得知将投资300亿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后,迅速组织了108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反对。   任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委员会副组长的安家瑶认为,山东属于齐鲁文化,虽然出了孔子孟子,但并不能代表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   对此,全国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山东济宁市市长张振川昨日回应称,中华文化的主流是汉文化,汉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济宁,因此“建设地是比较明确的”。     “要建一个建筑群”   安家瑶认为,不必人为造一个“圣城”,麦加和耶路撒冷都是历史积淀形成的。现在国家还有很多缺钱的项目,没必要耗资300亿元造这么一个城出来。   对此,张振川说,中华文化标志城目前只是一个创意,现在还在面向全球征集方案,到底建个什么东西还没有确定。花多少钱也没有确定,“将来不可能只是搞一个房子,一个标志性的大柱子,这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责任,肯定是一个建筑群。”   “允许有争论,但是肯定要建。”张振川说,这个文化标志城最早是济宁提出来的,已经七八年了,还有69个院士的签名支持,还有党和国家领佳节又重阳导人的批示。     “加紧建设孔孟大道”   张振川介绍,曲阜档案馆有10万件孔子文物,没有地方放。全世界已经有200所孔子学院了,“为什么不能搞一个孔子研究院,搞一个孔子博物馆?”   张振川表示,孔子研究所的一二期已经建成,目前主要是加快建设孔子文化会展中心、孔子研究院三期等大型场馆建设,还要加紧启动连接曲阜与邹城的孔孟大道及中轴线上的大成桥和孔子博物院、孔子文化广场等工程建设。   对有委员说这是在利用会场为地方争取资金的质疑,张振川未做回应。   记者在采访中,来自山东济宁的全国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周素敏和陈桂云对该项目均表示支持,周素敏说,“建设标志城,有利于中华文化建设,这不仅是济宁的事,全球华人都在争取。我们非常高兴,非常支持”。     葛剑雄谈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问题(新京报) 全国政协会上,山东济宁斥巨资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消息一经披露,即遭到上百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反对。反对者认为,项目投资300亿元耗资巨大,有文化造假、文化浮夸之嫌,会对“国库”造成严重浪费。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系“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设计首席专家。昨日,葛剑雄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阐释了他对该项目的参与和理解。   接到任务是“怎样建”   新京报:作为“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设计首席专家,你如何看待上百名政协委员还有社会上的反对意见?   葛剑雄(以下简称葛):前几天,有人在报纸上就“中华文化标志城”一事对我提出批评,我未予理会,因为我觉得作者不了解情况,文不对题。但这几天“中华文化标志城”成了议论的焦点,而且有友人告诉我,山东的官网上摘录了我们的方案,我再不作说明更会加深批评者的误解,也不利于讨论的深入。   新京报:你当初怎么参加“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设计的?   葛:两年前,校方要我参与山东济宁市政府委托复旦大学规划设计院承担的一个项目“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设计。我看到的背景介绍是,这是几十位两院院士和民瑞脑消金兽主党派领佳节又重阳导的倡议,有有关领佳节又重阳导的批示。   也就是说,是否要建,该不该建,用不到我们考虑或论证,我们的任务是为怎样建、建什么提出思路,提出一个战略规划。所谓“首席专家”,是指复旦大学承担的项目而言。   但是,院士和领佳节又重阳导们对“标志城”究竟应该有哪些要求、怎样体现、包括哪些设施和内容,都没有说明,我们的委托方也心中无数。而且在此以前已经有不少建议或方案提出,与我们先后接受委托的不止一家。   “文化副都”为首都减压   新京报:当时对于这个项目,你如何看待?提出了什么建议吗?   葛:在听取项目介绍、阅读材料和实地考察后,我提出了我的基本思路:   中国不是宗教国家,不存在一个得到大多数人信仰的圣地。中国文化应该包括各民族的文化,是多元的,并非只有汉族(华夏)文化;即使是汉族文化,也不止儒家或孔孟一家。中国有各类遗址、遗存和文物,遍布各地,不可能有哪一处一地作为集中或唯一的代表;中国文化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意义极其深刻,无法由一座单一的建筑物或艺术品来显示或象征;济宁市(辖曲阜、邹城)在传统文化资源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并不一定比其他地方更有优势,更不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内,唯一有资格称有代表性的地方是首都,因为这是得到宪有暗香盈袖法和法律保障的,是由国家权力保证的。   正因为如此,我提出了“文化副都”的概念,即根据承担的功能,建一座新城,使它承担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将原来应该建在首都的文化设施建在新城,将原来应该在首都举办的典礼、仪式、活动、展示移到那里去举办。这样做的好处是,减轻首都已经很繁重的压力,缓解首都的过分拥挤状况,不重复建设,且成本更低,设施的大环境更好。更重要的是,建成后的设施能有经常性的、国家一级的活动,充分发挥其文化建设功能,不会造成浪费或闲置,也可避免各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我特别强调,整个项目必须严格遵守《宪有暗香盈袖法》和国家法令,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领土完整、社会和谐。核心区建国家纪念堂   新京报:项目该如何操作才能达到你的上述目的?   葛:例如,设想在核心区建一座中华伟人堂暨国家纪念堂。北京现在只有一座毛主人比黄花瘦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者是专用的,后者只纪念1840年以降的人民英雄,应该有一座国家级的纪念堂,纪念各民族的祖先、杰出人物。法莫道不消魂国巴黎就有先贤祠,不少国家都有法定的国家纪念堂,宗教国家都有国家教堂。如果将这座纪念堂建在“标志城”,今后像清明纪念、抗战胜利纪念、历史伟人周年纪念等就可能在那里举行,平时可供民众瞻仰。诸如此类。   又如,我国在世界建立了二百所孔子学院,那么可以将总部从北京迁到那里,可以依托现有的孔子研究院扩建,组织对院长及学员的培训,实践儒家传统文化,进行文明对话,颁发联合国孔子奖(由山东出资设立),举办全国教师节的活动,为优秀教师颁奖。   总之,所有建筑设施都应该有明确的功能、经常性的活动、充足的建设、维护和运行经费,绝不搞商业化、经营性,不能依靠捐资赞助,否则就很难保证国家意志的充分体现。   乐意接受对方案的批评   新京报:如果这个项目不能获得全国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批准呢?   葛:“标志城”的建设和运行都必须得到全国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的批准或授权,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连“标志城”建成后用什么名称,也得由全国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批准。在论证会上有人问我:要是中央不批准怎么办?我的回答是:那绝对不能搞。我说:应该是山东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山东为国家打工,而不是山东向中央争项目,要钱。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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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源祥生肖广告引争议

转自腾讯 综合《重庆商报》、《第一财经日报》消息 从2月6日除夕夜开始,一则著名毛纺品牌“恒源祥”的电视广告在全国多家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1分钟内,广告背景音从“鼠鼠鼠”一直叫到“猪猪猪”,把十二生肖叫了个遍,其单调的创意和高密度的播出,遭到许多观众炮轰。 这则名为“十二生肖”的广告制作其实很简单,也可以算是该品牌“羊羊羊”系列的延伸。在长达1分钟的时间里,有恒源祥商标的画面一直静止不动,广告语则由原来的“恒源祥,羊羊羊”,变成了由童声念出的“鼠鼠鼠”(以下依次将十二生肖叫了个遍,直至猪猪猪)。 “我还以为我家电视机卡壳了!”这是春节期间在家初次看到这则广告时,市民孙小姐的第一反应。她的感受是:“太恶俗了,比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广告还要考验观众的忍耐力”。与孙小姐一样,很多网友认为这则新版的广告就是简单而机械的重复,而且时间长达1分钟,令人无法忍受,看得“要崩溃”,大部分人反映,现在一看到这则广告就赶紧换台。 恒源祥的旧版“羊羊羊”广告曾开创了一种新的广告营销模式,这个广告语一用就是10年,可爱的童音“羊羊羊”也成了恒源祥广告的记忆点。2006年,恒源祥曾尝试着将“羊羊羊”改为“牛牛牛”,不过效果并不好,这次干脆一锅端。 浙大经济学系副主任叶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低俗广告会直接损害该广告后面播出的广告投放单位,因为很多观众看到该类广告就会直接转换频道,导致其他广告达不到预期传播到位率。 15日下午,记者就此事咨询上海恒源祥集团,广告部的岳小姐告诉记者,这个广告是恒源祥广告部在年前独立制作的。记者问:“这样一个广告,会不会招至观众反感?”对此,岳小姐耍起了太极,她只是表示17日他们会在北京就恒源祥独特的营销方式开一次研讨会,邀请相关专家、媒体参与,届时会向外界详解恒源祥选择打这样一则广告的原因。 恒源祥集团副总经理陈忠伟告诉记者,尽力压缩成本,创造“令人记妆的传播效果,重复、持续,宁愿被骂也不能被忘记,这些一开始就确定的营销方针,至今仍是恒源祥营销部门的案头格言。据介绍,这则广告至今播出不满200次,但短时间内已经引起了高度的关注。近阶段,恒源祥正在收集电视观众和网民的意见。“我们会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作出1到2个经典案例。”陈忠伟曾对记者透露,他认为恒源祥已经达到了目的。   网友PK: 支持方: 腾讯网友: 我觉得挺好!现在的人们太媚外了!小孩子们甚至有些大人们连十二生肖都说不全,却把十二星座放在嘴边!恒源祥起码教教这些人学学中国的十二生肖! 牧宇 : [这个广告从传播上来说是成功的,从效果上来说是比较成功的] 从传播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广告挺成z功的~!虽花小钱办大事,一举数得,这是原则! 况且,恒源祥的事还没完,后边还有一系列的事件营销呢,比如说即将举行的研讨会评价会,毫无疑问,这场风暴还在继续1 虽然很多人说不会买恒源祥,但实际上在几个东西都摆在一起供你选的时候,有多少人还会在意这个广告的恶俗?那时候,在大家脑里根深蒂固的就是恒源祥,几番琢磨下来,估计还是有很多人会选恒源祥,因为其它品牌可能没有信心:没听说过! 反对方: 腾讯网友: 第一次我也以为我家的电视出毛病了,要不然就是电视台出问题了,看到最后才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已经没心情了,效率时代,那么长的一个广告,一个剧情才多长啊,中间穿插几个这样的广告真倒胃口。 腾讯网友: 恶俗的创意,恶俗的广告。让公众记住的仅仅是个名字,而不是企业形象。真不知道现在广告怎么做的,越做越退步了。从我开始学习设计到现在,国内有深度有创意的好广告真的越来越少了。电视广告现在基本就是品牌的轰炸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一片明净的广告天空,什么时候才能让观众能耐心的坐下来看看我们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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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者联名呼吁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春晚 称伪民俗亵渎传统

  http://news.QQ.com  2008年01月17日05:05   金羊网-新快报  年关将近,关于年怎么过的争论正在网上激烈展开的同时,一股“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春晚”的潮流从网下走到了网上,这次还是由五名学者带头发起——众人网执行总编裴钰在其博客上发表了《新春节文化宣言》,声称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春晚”陋习。   由凌沧洲、裴钰、孔慧、黄梓峰、蒙昧联手推出的《新春节文化宣言》15日在网上曝光,在宣言中,学者们表示,“春节”作为一种文明的现象,她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不受任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羁绊。但如今“春节”被赋予了太多的教化、劝导和条条框框。当春节联欢晚会作为电视文明的话语垄断工具开始“改造”春节之后,过年就变成了看电视,让亿万年存在的文明现象化作一种单一的视听感受,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庸俗。当春节晚会承担了很多教化、吹捧和歌有暗香盈袖功颂有暗香盈袖德的五花八门的职能之后,“春节”就在被庸俗化之后,又被工具化、舞台化、政治功能化了。   为此,五位学者反对春节联欢晚会这种电视伪民俗,他们声称,正是春节晚会这种工具化的方式,扭曲了春节这个人类文明节日的纯朴和自由,亵渎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提出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春晚”陋习,春节文化应当多元化。   学者为“人民利益”努力摇旗呐喊,表面上看似波涛汹涌,但网民却不买账。不少网友表示,五位学者无非是借助春晚在谋求注目率,整篇文章毫无内涵,没有任何新意。并质问:“难道有了春晚就没有自由精神了吗?就没有文化多元了吗?”更有网友直接炮轰:“不爱看你换个频道不就行了,有必要在网络上歇斯底里吗?”“我就爱看春晚,干卿的事?”有网友也坦承地表示:“虽然春晚看过几届之后就会觉得腻,但不可否认春晚仍然是最好的除夕节目。”   五学者的“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还是获得了小部分网友的支持,网友“愤青”表示:“除夕应当是庄严肃穆的,应当是温馨活泼的,应当是丰富多彩的,应当是拉近距离、升化情感的,应当是多年以后仍给人以难忘的回忆和亲切的抚慰的。但有了春晚之后,我们的除夕变得心态浮躁、情感淡漠、身体枯寂和文化单调。二十年的春晚,已不知不觉中抽空了除夕的内涵,让我们的春节越来越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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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娘的不良解读可以休矣

后娘的不良解读可以休矣     对于后娘的解读,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这种解读,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当江西小慧后娘善良的陈彩诗遭到可怕的舆佳节又重阳论围攻时,我们就得反思一下我们的言说后娘的语法了。     后娘的一种解读是:心狠手辣,虐佳节又重阳待前妻子女,企图将其赶走或者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致死,然后将财产留给自己所生的孩子。这样的后娘有没有呢?肯定有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后娘都是如此呢?那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了。那么,为什么人们就一定要把后娘往坏处塑造呢?     不良后娘确实要谴责。我们看到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后娘往往是要夺取财产。其实,不良后娘的故事产生的心理只是对于财产分割的不满,它表达的是独占财物,不得分享的欲念。《小白菜》那样的关于后娘的歌谣,实际上不全是针对后娘的,而是针对“生个弟弟比我强”的男尊女卑问题的,当然这样的歌曲传扬,也进一步张大了后娘邪有暗香盈袖恶的主题,以至于邪有暗香盈袖恶后娘成为民间故事的一大母题,这样的模式,构成了系列的后娘的故事类型。故事流传既久,人们的心理也愈加恒定,对后娘大家挞伐。     除了后娘子女分财,人们认为婚姻应该从一而终,后娘被认为是破坏家庭的元凶,这也是后娘遭到痛斥的原因之一。     当江西小慧因病身体出现青紫斑痕,人们首先想到了后娘破坏,在捕风捉影听说小慧为后娘陈彩诗所打后,一些捕风捉影的媒体对此添油加醋,使得陈彩诗受到很大的压力,想到去死,跪着请求媒体为其洗冤。                  跪着请求洗刷清白的后娘陈彩诗    当小慧来到上海的医院,医院确认小慧是血友病,而陈彩诗的乡邻都证明陈彩诗是一个很善良的照顾小慧的后娘时,人们该作何感想?    其实,网友和读者的义愤可以看作一种正义。但是,在尊重人格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尊重事实,当正义可以随声附和的时候,正义开始转为邪有暗香盈袖恶,开始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善良的人们。言帘卷西风论自由的时代,我们可能更要慎言语,自由是有限度的。    回到后娘问题上来,我们的义愤是不是有些不够单纯?炒作这种题材,有没有一些狭隘和邪有暗香盈袖恶的成分呢?    传统的民间故事其实教导我们许多的分享的理念,当我们处在独生子女的时代,我们可能更要看看传统的故事教导了我们哪些更为博大的胸襟。    后娘故事有谴责后娘的,但这在高境界的故事里,他教导我们的是宽容。比如舜的故事,那也是一个后娘,后娘的子女和他争夺财物的故事。但是,舜依然尊敬后母,宽待要谋害自己的兄弟。因此,舜成为中国传统伦理的超高典范。而孔子弟莫道不消魂子闵子骞更是在受到虐佳节又重阳待后,依然要求父亲留下后母。“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闵子骞认为三个弟弟更应该照顾,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呢?想想古人,我们应该惭愧才是。这些故事,是那些狭隘传说不可相提并论的。可是我们有些人只是在那些伤害阴影里走不出来,一种受虐狂的心态,这怎么行啊!建议大家阅读二十四孝故事,学点牺牲精神,学点宽容境界,不要感到周围都是邪有暗香盈袖恶后娘在盯着我们。    因此,那种邪有暗香盈袖恶后娘的解读语法应该抛弃,只有有一种无私和宽阔的心胸,才是一个中国公民的情怀。走出狭隘,也让陈彩诗那样的善良百姓不再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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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如美国日本重视历史文物

中国大学没有公共历史课,中学考大学只有一些人选择历史。5000的历史其实只是埋在书本里的东西,跟没有差不多。高校对于文化遗产日是淡漠的,这很令人吃惊。估计过些年,历史知识都会是中国的濒危遗产了。一位学者写下了这些: http://book.qq.com/a/20070601/000003_3.htm        美国很重视对公众的历史教育,比我们重视多了。美国有两个频道:历史频道和传记频道。        它们每年赔钱,也很少有广告,每天不停播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专题片。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喜欢看这个电视台,大概美国人也爱看吧。我们没有这样的电视台。我们的《百家讲坛》?其一,它不是政府努力做的;其二,它只是一个节目。历史频道和传记频道可是专门的历史教育频道,一天播到晚。 美国历史不长,两百多年。但史迹遍布全国:破门、残瓦、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开枪人的房子、战报传递路线;高楼大厦之下,一幢矮小的白房子,人们会告诉你,那是当时议会的遗址。波士顿有一个著名的游览线,游览一遍,佛如置身事发当场,游者从孩子到老人,这岂不是一种最好的历史教育! 我们呢,我敢说,我们没有美国保存的多。 表面看来,我们从小学到高中,都在教历史。似乎比美国人还重视历史。但那不是历史,那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我们整天呼叫要日本为二战赔礼道歉,我就愤怒,如果当时我们把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的遗址都保护好,南京 ** 的万人坑,淞沪会战被炸损的民房, ** 女遭到虐佳节又重阳待的集中营……铁证如山,日本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再看看日本人,他们把那些生了锈的大炮,哪怕一块破瓦、一扇破门都保存得好好的,让它们告诉孩子们,这就是他们遭侵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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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永祥:含山蚕花节的文化忧虑

 2007年4月5日清明节,为调查一年一度的含山蚕花节,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湖州市善琏镇含山村。在这里我们看到,清明节这天,四下的蚕农来含山朝拜,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传统的蚕花节以清明为始,共有三天,分别叫做头清明、二清明、三清明。这几天里,每天都会有人上含山祭拜。在周边的部分农村,祭祀活动要持续到清明后的第六天。蚕花节每年有上万人参加,历史上最多的时候,据说有几十万人,可谓盛况空前。 蚕花节的主要活动是蚕农上含山祭拜蚕花娘娘。清明这一天,当地的蚕农多数都要到这里烧香、拜祭、买蚕花,祈求蚕业丰收。以前在拜祭的同时,还举办一些民间文艺活动。如船上打拳、船上耍高竿、划快船比赛、唱歌、唱戏、抬蚕花娘娘像上山游佳节又重阳行等。在这一天,含山上人山人海,挤来轧去,所以又有“轧蚕花”之称。传统的含山蚕花节上最别具一格的民俗是所谓“摸蚕花奶奶”——男人在这一天可以摸蚕娘的乳房。蚕娘在这一天乳房被摸不仅不恼,反而会高兴。“摸发摸发,越摸越发”,据说这一天哪个蚕娘乳房被摸得胀疼,这一年她的蚕事就会丰收,而没人摸的蚕娘则常常会伤心流泪。当然,这是解放前的风俗,据当地的老人讲,解放后这个风俗逐渐消失。 含山蚕花节的民间狂欢性是极为明显的。它既是蚕农们对蚕事丰收的一种祈盼,更是在紧张的劳动之余蚕农们一次尽情的狂欢。以民间信仰为基础,在特定的日子举行盛大的狂欢活动,这是中国很多民间节日的普遍特征。蚕花节表达的是蚕农的一种精神寄托,是一次情感的宣泄,也是对丰收的祈盼。蚕花节是蚕农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地有清明大如年的说法。   作为文化遗产,含山蚕花节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所蕴含的民俗文化上。此地山不高、地不名,所谓旅游,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成千上万的蚕农来到含山拜祭、狂欢,其动力来自于传统的民俗习惯;大量的游客来到含山,想体验的也是蚕花节的民俗文化。因此,含山蚕花节的根在文化,其核心价值也在它的民俗文化上。含山蚕花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的重点也应在它的民俗文化特性上。 民俗是在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在社会的自然生态中保持民俗,是保护民俗文化遗产最好的办法。人为地改造、刻意地追求,都会改变其性质,使其变味失去其原生态特性,从而会扼杀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捞钱的工具,则更无疑于谋害文化遗产。 考察了2007年的含山蚕花节,不禁让人感到忧虑。传统自发的民俗节日,如今变成了人为的旅游开发项目。多数活动由自然状态变成了人工控制。古老的民俗活动项目日渐稀少。昔日的拳船、高竿船、演唱等都不见了。含山最具特色的“摸蚕花奶奶”民俗也早在解放后就被消灭。充满传统民俗意味的蚕花节,如今变成了“捞钱节”。过去自由上山的虔诚拜祭,现在变成了进门要买票的旅游活动。无论是外地游客,还是当地蚕农,无一例外都得买票,甚至上山做法事的和尚居士也不例外。试想,相对贫穷的蚕农,为烧一把香,还得买十五元的门票,他们自然是不情愿。所以,近年来上山的人越来越少了。据当地的人讲,今年的蚕花节人数,只有过去兴盛时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我们在现场调查看到,今年的二清明、三清明几乎无人上山。尽管组织者也费尽心机组织了摇蚕龙比赛、武术比赛等活动试图吸引更多的游客,但实际上没有多少效果。并无奇、险可言的小土堆一样的含山,凭其自然条件不会有几个人来旅游。含山蚕花节的兴隆,靠的是多少年来民俗所形成的人气。如果无视这一点,只想捞钱,以高得吓人的门票来拒斥人们上山祭拜,人数只会越来少,含山蚕花节早晚会死掉!更不可思议的是,蚕花节庙内香客捐献的香火钱也作为旅游收入被管理者拿走。庙中的和尚生活无着,几乎难以度日。这在很大程度上亵渎了香客们的情感,极不利于拜祭活动的开展。   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它的主要功能是给老百姓提供心灵的安栖之地。在世俗的生活中,人们需要这样的精神安栖之地。政府的思维不能只有经济一根筋。GDP固然重要,但人们的生活不是只有物质,还有更重要的精神。在我们的决策中,不能只看到物质和经济,还要看到老百姓的精神需要。如果一切只以经济的马首是瞻,那么,当经济的大棍横扫一切,把传统珍贵的文化都荡涤殆尽的时候,我们就会“穷”得只剩下了钱,那将是非常可悲的! 文化遗产的主要价值是它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而不是它的经济价值。因此,含山蚕花节保护的核心是它的文化意蕴。即从文化上保护它的生态环境,恢复、维护它的民俗文化特征,而不是单纯地从经济着眼,运用各种手段吸引眼球,增加门票收入。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对不适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曾极为忧虑地说:我们现在有的地方对文化遗产的所谓保护,实是对文化遗产最后一次彻底的破坏。经历了几十年的破坏,我们的文化遗产损失殆尽。在这抢救文化遗产的最后关头,如果我们还只能以这种非文化的方式对待文化遗产,那将是中国传统文化更大的悲剧!   有人会说,为了保护像含山蚕花节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部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我们不捞过来,这些钱谁来还?对,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这个单谁来埋?我认为首先应该由政府来埋。因为政府代表的是人民,政府埋单就是人民埋单。文化遗产是全体人民共有的,当然应该由全体人民埋单,即由政府代表人民来埋单。政府的责任不只是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敛财,投资公益性的文化活动正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其次,还可以向社会融资,谋求企业、个人等有识之士赞助文化遗产的保护。当然,由于宣传、认识等原因,社会上愿意赞助文化遗产保护的人还很有限,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多,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关心的人必然会不断增加,情况会慢慢地好起来。话又说回来,即使有了付出暂时没有经济回报,也并不是吃了亏。保护文化遗产人人有责,当地政府和个人对保护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些贡献也是应该的。事实上,当地公益性地投资蚕花节并不是完全没有效益。蚕花节办好了,名气大了,会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会有更多的各种各样的机会,如饮食、交通、投资等利益。它带来的可能是更大规模的、可持续的发展。我认为现在杀鸡取卵式的收取高额门票和其它敛财的手段是不明智的。它很有可能使蚕花节一步步地萎缩下去最终死掉。当最后再也无人上含山时,还去赚谁的钱?   恢复、保留、保护含山蚕花节的民俗文化特征,给民俗文化以自由的、宽松的环境,尊重民众的习俗和意愿,让其在自然的社会生态下健康地成长,应是含山蚕花节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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