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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靖华引我走上文学路

  曹靖华引我走上文学路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08月09日00:00          刘锡诚   2010年8月11日是著名作家和翻译家曹靖华先生诞辰113周年。回顾50多年前,我从山东省中部一个小村来到燕园读书,亲耳聆听曹靖华老师授课;两年后,又有幸进到曹先生门下,在他亲自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毕业时,他又亲自介绍我到中国文联去工作,把我引上文学之路。命运让我遇到了曹先生这样一位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兼教授,一位有着仁爱之心、提携后学的学界前辈,使我有机会领略他的学问和风采,他的学识和教诲影响了我的一生。   一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以其批判现实主义的巨大艺术成就,苏联文学以其革莫道不消魂命理想主义和英雄群像,召唤着、吸引着和激励着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却怀抱着共同革莫道不消魂命理想和文学之梦的青年。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曹靖华先生翻译的《铁流》《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和《望穿秋水》等苏联革莫道不消魂命作品,那些作品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展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曹靖华先生也成为我仰慕的人物。及至来到深藏于苍松翠柏和丁香花丛中的燕园的俄文楼里,我有幸亲耳聆听曹靖华先生讲授苏联文学,听魏荒弩先生讲授俄罗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听李毓珍(余振)先生讲授玛雅科夫斯基的诗……自有一种自豪感涌动于心头。曹先生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和如数家珍的叙述,向我们传授苏联作家的写作和苏联文学的成就。讲绥拉菲摩莫维支、讲费定、讲拉甫列尼约夫、讲波列伏依、讲西蒙诺夫……不仅分析文本,而且讲这些作家作品之外的故事,讲他与这些作家的交往。他的授课风格和方法是独具风采的,与那些仅以文本分析为特点的授课模式迥然有别。因有曹先生等一批解放前就在文坛活跃一时的教授执教,我们又能选修中文系、西语系一些教授和老师的课,燕园成了我们实现文学梦的乐园。在燕园的四年里,着实读了不少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作品,从这些作品里我了解了文化传统十分深厚的俄罗斯,特别是了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联,打下了我日后从事文艺工作和文学研究的初步基础。   曹先生是最早把俄苏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革莫道不消魂命文学先行者,是中国俄苏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代宗师。全国解放前,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鲁迅领衔的“未名社”出版《烟袋》《第四十一》起,他翻译的苏联作品,如《铁流》《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城与年》等,都是革莫道不消魂命内容十分现实和强烈的作品,在鼓动和影响青年一代投向革莫道不消魂命和坚持斗争上起过重要作用。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起到五十年代初,国内人文学界和苏联文学翻译界,开始重视向我们国内读者翻译介绍俄罗斯和苏联的民间文学及其理论。理论著作方面,如林陵和水夫译皮克萨诺夫著《高尔基与民间文学》、郑效洵译玛卡洛娃著《斯大林论民俗学》、吕荧译阿沙朵夫斯基著《普希金与民间传说》、戈宝权翻译并评介巴若夫的传说等。曹先生也是较早翻译介绍苏联民间文学的翻译家之一。他所翻译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魔戒指》,于1950年8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在翻译《魔戒指》之外,他还撰写过一篇长序,结合中国文坛的需要,介绍和评述苏联的民间文艺理论。这篇序文发表不久,就被民间文学研究专家钟敬文教授选入他所编辑的《民间文艺新论集》中,成为高校民间文学教学的参考材料。我进北大那一年,即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翻译的《苏联民间故事集》系列丛书:《关于列宁的传说》《关于斯大林的传说》《关于夏伯阳的传说及其他》。同年,他在《中国青年》(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巨人的形象在苏联民间传说中》的文章,这是继《〈魔戒指〉序》之后,他写的又一篇专论民间文学的文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曹靖华先生在翻译和研究的取向上出现的这一变化,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和研究,但我想,这绝非是个人兴趣的转移,而更多地显现为他在其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深厚中原民间文化对他的熏陶(这一点,更明显地表现在他进入老年后所写的散文中),也多少折射出当时中国的苏联文学翻译和研究界、甚至整个人文学界的时代潮流。他不是单纯的教书先生和翻译家,而是一个怀抱着整个中国文坛的有思想的文学家。   我就是受曹先生的影响,决定以民间文学作为我毕业论文的选题。我的选题报给他后,得到他的赞同,他决定亲任我的指导老师。我不知道曹先生在北大还指导过其他什么人的毕业论文,但我确信,我的毕业论文,可能是此前他所指导的学生中惟一的一份。对此,我感到骄傲和自豪。曹先生给我开列了一份包括14种中俄文文献在内的“指定书目”,要我阅读和参考。这个必读参考书目,从报刊文章到专著,涉及了当时苏联民间文学研究界的许多重要篇目,既包括索柯洛夫教授的《俄罗斯民间文学》这样大部头的高校教科书专著,也包括契切罗夫教授的《苏维埃民间创作的历史材料》这样有广泛影响的论文。后者,在我参加工作后,曾将其翻译出来选入《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可以看出,先生对我的毕业论文的期望是蛮高的。他不希望我的毕业论文写成一篇简单的学生作业,而是希望我系统掌握当时苏联学术界的信息和动向,达到基础学科必具的学术要求。这个要求,对我这样一个本科毕业生来说,显然是太高了。   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1956年的知识分子所享有的宽松环境并没有持续多久,临近毕业的那个学期,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随之,学校里开始大鸣大放,接着掀起了“反右”运动。我们的学业被迫终止了。我的毕业论文虽然有了一个初稿,但并没有最终完成。经历过十年浩劫,许多文稿和重要材料都丢失了,但曹先生当年给我开列的这份“指定书目”却仍然保存在我的书箧中。   二   除了任北大俄文系主任外,曹先生的社会兼职颇多,并不是每天都到学校里来。在我毕业前夕,有一天,曹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是否愿意到中国文联去工作,他说那里需要一个学俄语和文学的大学毕业生。我有点儿受宠若惊,当时就高兴地答应了。当年,曹先生是中国文联的全国委员,与文艺界的许多领佳节又重阳导人多有交往,把我介绍到那里去,显然也是受人之托。于是,1957年的秋季俄文系五三级毕业班分配时,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分配会议,当得知中国文联的名额并没有进入教育部的分配计划,主持分配工作的负责人建议我留校时,我却坚守与曹先生的约定,毅然走出校门,到中国文联所属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报到。我从此踏上了文艺之路。饱经沧桑的王府大街乙64号中国文联大楼(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就成了我走上社会、与文艺事业结下不解之缘的第一个驿站。此后50年来,工作几经变动,在新华社做过俄文翻译、从事过新闻报道,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当过文学编辑、从事过文学批评,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做过行政工作,最终到了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人生之路起伏坎坷,但民间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始终是我的看家本领。这都归因于我的本师曹靖华先生对我的启蒙、引领和影响。   1981年12月21日,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有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学人第一次同堂研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战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九叶派”诗人王辛笛先生在大会开帘卷西风幕式上发言,离开讲稿讲了叶公超先生对他的启发的故事,他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叶公超就是外文系讲授现代诗的老师,他就是因亲受叶公超的教益和影响,才从事于现代诗的创作。他不顾对叶公超的评价如何,当众讲出他写现代诗的渊源,受到了在场的大陆、台湾、香港三地作家和学者的尊敬。辛笛讲述的这段文坛史实,此前研究诗歌的人并不了解,当然也就没有人去探究。我听了辛笛这段不忘本师的发言,头脑里顿时浮现出曹靖华先生对我的人生启迪,如果不是在燕园里遇到曹靖华先生这位恩师,如果没有他的指导和引领,我的人生之路也许完全是另外的样子!   三   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1956年也许是最令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一个好年景。那一年也是我们俄文系五三级同学与曹先生接触最多的一年。从大环境说,那一年,中央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号召向科学进军,团结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吸收专家入党等等。那一年,追随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几十年的曹靖华加入了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记得在俄文楼二楼一间最大的教室里讨论曹靖华先生入党的会议上,介绍人冯雪峰来了,邹鲁风来了,他们都非本支部的成员,而是社会上的名人。那时,名人入党,规定可由其他单位的名家党员介绍。列席支部会的还有一些在京外国文学界的名流。我们这些学生党员也被召列席参加,当然主要是接受教育。这一年里,还有其他许多学术性的和外事性的活动,如由曹靖华出面在临湖轩召开的在京翻译界专家座谈会,到会的名家有叶水夫、戈宝权、孙绳武、蒋路、许磊然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作为学习俄罗斯苏联语言文学的学生,我们列队站在临湖轩外面的甬道旁迎宾。又如率领苏联作家代表团来华参加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活动的苏联著名作家波列沃依,在曹先生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大学访问,我们也参加了与波列沃依的见面会。   “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在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浓浓春意里,也伺机而动起来。我同一宿舍的三个同学,刘伦振、杜嘉蓁和我,受曹先生他们那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家们的文学社团的启迪,创办了一个“十月文学社”,并出版了一份油印的刊物《十月》。就在曹先生陪同波列沃依来校访问时,请这位我们崇敬的苏联作家为我们的小刊物题了词。令人惋惜的是,我手中一直保存着的这份很小很小的、然而却装着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理想的油印文学刊物,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中红卫兵抄家时,被我一狠心烧掉了。刘伦振和杜嘉蓁同学在1957年受了重伤,但他们钟情于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且矢志不移的治学精神,终于做出了斐然的成就。   四   我不记得是什么机缘了,在校时,系里曾经举办过一次曹先生翻译作品的展览。曹先生不同年代翻译出版的俄苏文学作品琳琅满目,令我陶醉和景仰。我喜欢他的书。在我参加工作后,工作单位中国文联大楼离王府井近在咫尺,每天中午到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闲逛淘书成了我们那一代青年的生活习惯。我很注意在书摊上找曹先生的旧译。在那里,我买到了旧版的《苏联作家七人集》《一月九日》《烟袋》等曹译旧版书。1958年的秋天,我跟随著名访书家路工先生到南方,我在上海襄阳路的一家古旧书店里买到了曹先生早年翻译的苏联小说《第四十一》。这是一本1937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印行的64开精装特印插图本,当年只印制了500册,而我买到的这一册,其编号为第490册,无疑是一个罕见的版本。回京后,我到曹先生府上去看望他,向他说起我在上海买到了这本书的特印插图本。他兴致很高地对我说起这本小书的翻译和出版的沧桑,并告诉我这个版本印数很少,特别是有亚历克舍夫的原版插图,殊为珍贵。其所以珍贵,除了印数少外,还因为这个版本的插图,是曹先生拿作者的原件去制版印制的。   曹先生特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此“特印插图本”写的《前记》中,对书中的插图和已经故世的插图画家亚历克舍夫做了这样的介绍:“拉甫列涅夫及其杰作《第四十一》,对于中国读者是不算很生疏的了。现在良友公司根据我收藏的原插画本,制版单行,我觉得这不但对于爱好该书的读者,由此可以得到更深刻的理解与兴趣,而且给中国前进的艺术家也可供献一点书籍插画的参考。”   《第四十一》写了一个白党中尉和红军女战士在荒岛上发生的爱情故事。被俘的白党中尉很文雅地向红军女战士玛柳特迦鞠了一躬。一段本不该发生的爱情,就从这片沙滩上开始,在一对两个敌对政治营垒的青年中发生了。小说的结尾写,白党的帆船驶近荒岛的沙岸,中尉向着帆船跑去,红军女战士玛柳特迦对着中尉举起了枪。中尉中弹倒在了水中。这个在革莫道不消魂命年代里的荒诞而真实的爱情,在现实中结束了。作者以精彩的笔墨,既写出了超越阶半夜凉初透级的本源的人性,也写出了社会人的心理。小说在动人心弦的场面后面,显示出作者超拔的艺术功力和非凡才华。   曹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十年浩劫中,这本一向被看作是革莫道不消魂命读物的《第四十一》,却成了把他打入地狱的一颗重磅炸弹,他因此而遭到了“四人帮”和某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人的气势汹汹的批判、人身侮辱和政治审查。   五   “文瑞脑消金兽革”中,我从文化部团泊洼干校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后期曾作为蹲点记者在北大住了半年多。那时清华、北大在“中央文瑞脑消金兽革小组”迟群和谢静宜们的严密控制之下。但作为新华社记者,我在北大却是独立行事,看看、听听,参加会议,采访了解情况,一言不发,只对新华总社负责,从未与那个御用的“初澜”写作组发生过任何联系。此前我已对曹先生受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的遭遇有所闻见,对某些我所熟悉的人竟然对这位革莫道不消魂命文学家的“老夫子”进行诬陷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感到愤慨,此番回到北大,自然对老师的情况特别关心。我无意中搜集到当时北大造反派编辑出版的杂志《文化批判》,上面赫然刊载着对周扬、刘白羽和曹靖华的批判文章。在北大,我虽然有权列席校党委会,虽然有权到各系做调查采访,但在那种政治形势下,我的行事还是非常谨慎,连同学都不敢去找,也从不到俄文系去,对被“打人比黄花瘦倒”了的曹老师的情况就更不能、也不敢多打听了。   “文瑞脑消金兽革”结束后,我从新华社回到阔别多年的文艺界,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工作,一种拜见老师的迫切心愿陡然而生,且无法抑制。大约到岗后的十多天吧,1977年7月18日,我就急不可耐地到曹先生在朝阳门外体育场东路的新居去向他约稿,请他为我们刊物新辟的栏目“学点文学”写文章。这是“文瑞脑消金兽革”结束后我第一次见到他老人家。但见曹先生如今所住的,是与我们这些晚辈住的差不多的单元楼房,一间门廊似的小客厅显得很局促,靠沙发一边的墙上,悬挂着董必武同志在读了他的《花》后写给作者的一幅立轴,上题:“愿花常好月常圆,幻景如今现眼前。洁若水仙幽若菊,梅香暗动骨弥坚//已见好花常在世,更期圆月照中天。谢庄作赋惟形象,愿否同名喻续篇。 读《花》时得二绝句,录呈靖华同志哂正。董必武未是草 四月一日”董老借花勉励老友,暗喻老友骨气弥坚。   从董老立轴上题诗这一话题谈起,我谈了读先生《春城飞花》的感想,并请他就散文的写作给《人民文学》写一篇“创作谈”的短文。没想到,对他来说,《春城飞花》是一个久久积压于胸的敏感话题,他满腔愤怒,对我说“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初澜”如何炮制文章批判他,说这本散文集是“继晋剧《三上桃峰》之后又一束为文艺黑线招魂的黑花”,它的出版,“具体地说明,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把持着,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还占着优势”。文章没有出笼,“四人帮”就垮台了!   没过多久,12月28至30日,由《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以“向文艺黑线专人比黄花瘦政论开火”为题的文艺界会师大会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这是十年“文瑞脑消金兽革”结束后被打散了的文艺界的第一次集会,许多被“四人帮”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的老文艺家从四面八方赶来,控诉“四人帮”在文艺界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作为这次大会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把曹靖华先生的名字写进被邀者名单中。经过“文瑞脑消金兽革”磨难,年届80岁的曹先生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来了,并且在冯乃超先生发言之后毅然登上讲台,以他惯有的慢条斯理而又坚毅凝重的语调发言,声讨“四人帮”在《春城飞花》问题上对他的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阴谋。他说:“狗的本性是咬人,‘四人帮’培养的狗必须打,打落水狗。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我被狗咬了一口,说明我大致上没有做得太错。”我为曹先生在大会上的义正词严的声讨由衷地感到骄傲!2004年,我在撰写《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这部文坛回忆录时,记下了在中国文坛劫难之后复苏的初期,我与曹先生的这段交往以及曹先生在大会上的发言。   六   1986年6月曹先生因病住进北京医院。其间,我曾到医院去探望过先生几次。苏龄在先生身边照顾。为表彰先生在苏联汉语教学、翻译苏联文学等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1987年5月,苏联驻华大使特洛扬罗夫斯基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人比黄花瘦席团到医院向他授予“各族人民友谊勋章”。已故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鲍昌同志在医院里主持授勋仪式。那天,我带着我的儿子、在作家出版社当编辑的刘方赶到会场,为曹老的授勋仪式摄影。那是我最后一次与曹先生见面。先生逝世后,刘方还写过一篇《伏牛山的儿子》的悼念文章,寄托了我们父子对先生的深切哀思。   曹靖华先生的一生,是一个革莫道不消魂命文学家和翻译家的一生,他忠贞不渝地献身于中国革莫道不消魂命和文学事业,把新俄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赢得了“盗火者”的美名;在散文创作上独树一帜,把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论者的称颂。光明磊落,成绩卓著,道德文章,为人师表。 (发表于《文艺报》2010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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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个传说(之四)

走进一个传说(之四)   用哲学的生动是否可以阐释古板的潜规则 诸多的巧言之舌,都在蛊惑着自然不争的事实 天黑了,睡觉,说些梦话算不得什么 疾风骤雨的来袭,唤不醒深邃的梦语 一阵阵身边熟悉的鼾声,才刚好是习惯了的生活 眉目被假象剥夺 厌烦成就了无边的罪恶 踏破悠远的今生之路 谁会真正相信,无缘的邂逅只是一种传说 前世已过,来生尚远,希望可有定数 不谈命运中的孰是孰非 我旨在滋养着病态的诗歌 谈天说地,偏偏无我 请原谅,诸多将死之人面前,唯你鲜活               2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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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个传说(之二)

走进一个传说(之二) 尚没有种下梧桐树 那梦寐的凤凰将落于何处 归宿的飞鸟 都在渴望什么 风在高处行走 羽毛却在低处停留 福兮,祸兮 谁在角落中 盘算着阴谋哗变 岁月遗失了情玉枕纱厨色 偏偏有笃信之徒 枕着一场黄粱美梦 灾难无可厚非 天灾人祸,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山摇的震怒,何处是归路             2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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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个传说(之一)

走进一个传说(之一) 神龙不见了高傲的头颅 凤凰却在高处鸣叫 离却兮,归来兮 说不清人间离合 白云浮游在天河 一根玉簪,因何划定界限 人不是人,仙不是仙 一半阴阳,总在颠倒乾坤 鱼盘旋在头顶 鹰潜没于水底 一方无色的水 却看不到渴求的清澈 窥不见龙头凤尾 选择隐居的人,可曾寻觅到理想的房舍                 2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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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个传说(之三)

 走进一个传说(之三) 空茫的月色 可是食遍了人间烟火 没有飞腾,没有降落 隐秘的洞府 可是藏进了人间春色 暮霭中的绯红 可是在追寻火热 旺盛的篝火 可是试图焚化与剥夺 生命的腐朽与新生斧酌 机遇难描出蓄谋久已的福祸 苦渡,听不见寂寥的忙音 躲进一场裸露的春雨 小小寰宇,怎能逃离传说中的地狱之辄              2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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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丰明《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序

蔡丰明《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序 刘锡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政府的认同和响应。据2008年3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次缔约国大会公布的数字,缔约国已达到了95个之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影响最大的世界性文化思潮之一。 在我国,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上亿农民进城务工,这种千古未见的大移民,既改变着农村和城市人口的结构,同时也正在改变着他们的身份,促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移动和嬗变。原本以原始狩猎、游牧和农耕文明为土壤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赖以生存的土壤——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得十分脆弱或衰微,使其传承和延续遭遇了困境。 中国政府自2003年启动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把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纳入了政府体制和国家战略,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下,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且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里过去从来没有遇到的一些新的现实问题和新的理论问题,一下子都涌到了我们的眼前,要求理论学术工作者们走出“象牙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回答。而现代化大都市和乡村这两个不同场域里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形态、特点、遭遇、未来命运以及不同的保护方式,就是这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中的一个。蔡丰明先生的新著《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所选择研究的,就是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和研究中的一个备受关注的前沿课题。 我国历来以农业立国,自给自足的耕稼方式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宗法家族制度和人伦观念根深蒂固,这些社会条件,是滋生、养育并持续影响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演变的两大根源。如今,时间把中国推到了向现代化转型的新时代。现代化的进程打破了以口传心授为其传承方式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命运。尤其是在一些现代化发展较快、文明程度较高、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的大都市。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近二十年来,其现代化的速度是惊人的,现代化不仅改变了市民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城市面貌、人际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市民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价值观(包括社会发展观、人生观、信仰观、人伦观、审美观等)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甚至决定着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面貌、特点、形态、命运和发展方向。 在文化形态上,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血肉联系,尽管这些城市有着几千年、几百年不等的建城史和现代都市发展史,而独特的文化又是一座城市不可或却的构成部分。但一座城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面貌和特点,既决定于中国的久远而牢固的文化传统,又决定于它的“五方杂处”的人口组成。这些大都市的文化,看来不外三个来源:一,来自于文化精英们所传的精英文化,所谓“大传统”文化;二,来自于下层民众所传的民间文化,即所谓“小传统”文化;三,来自于外来文化(包括异族文化)。比较而言,大都市的文化,与农村的文化相比,上层精英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农村的文化,则主要是民众传承的民间文化,而且植根牢固,上层文化(如儒家文化)的传播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城市文化的这三种来源和因素,在不同城市的文化的形成上,又是各自不同、各有千秋的。譬如,北京作为古老的帝都城市,在其传统文化中,上层文化(尤其是宫廷文化)的影响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浸润,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和构成中尤甚,这一点,在近几年来城区和近郊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和保护项目的评审中、报刊媒体的报道、相关的学术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而上海这样的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大都市,自开埠200多年来,始终呈现出开放性的品格,始则受到“西学东渐”思潮的促动,继而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的影响,工业和商业发达,造就了大批产业工人,表现在文化上有着与北京这样的古帝都城市迥然不同的特点。一座城市的城区与郊区,特别是远郊区,其文化也往往呈现出很不相同的特点和面貌。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有的郊区的文化,与城区的文化相比,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上海市的市区和郊县之间,这种差异显然也是存在的。纺织业是作为工业基地的上海多年来的重要产业,以祖师黄道婆为代表的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以及有关她的事迹和传说,出在旧日的小城镇松江、今之城区的徐汇区,今天的社会环境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作为远郊的南汇县的哭嫁歌,尽管今天还在流传不已,但以笔者所见,就其所包含的深层民俗文化内涵而言,也许很难将其归入作为上海传统文化核心的吴文化的版图之内,更多的可能,是在远源上曾经是滩涂地带的一种古老移民文化的遗绪;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得之见。同样,北京远郊区平谷县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笔者也曾发表过这样远未成熟的意见,认为可能并不一定属于老北京(燕)文化圈的文化,而更有可能是古代某少数民族文化或某种外来移民族群或群体的文化的遗留。当然这也是笔者的一得之见,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验证。总之,这些远郊区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少受到近代文明的浸染,无论在内容上、形态上、特点上、气质上,较多地保留着原生形态的文化品格,都是与作为城市核心区的城区的文化有显著区别的。乡村的、特别是远离城市文明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普遍的、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多多少少保留着、甚至离不开与民众信仰的紧密关联,即使一些以物质为依托的非物质文化项目,只要细心考察和深入研究,总可以发现和寻找到这种联系的蛛丝马迹来。而大都市里的非物质文化,多数已经脱离了民众信仰的附着与制约,特别是那些容易向商品属性靠拢和进入商品流通的手工艺,大多数向着个性化、精致化、艺术化的商品方向发展,蜕变为完全世俗化的、欣赏化的文化,其中一部分进入了当代通俗化文化(如庙会上的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的行列,部分属于高雅的、高贵的、贵重的、只为少数富人瞩目、收藏家购买和收藏的文化(如玉雕、漆雕、牙雕等)。后者甚至大可堂堂正正地归入所谓“大传统”文化之列了。 前辈学者钟敬文先生生前曾指出过,民俗学应该是一门现代学。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民俗学从来没有真正地走出书斋、走出历史学,既不能增强与其他相邻学科对话的能力,又没有树立起为国家需要服务的国情观念。近年来,蔡丰明走出了书斋,参与到了上海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的行列中去,亲自考察和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若干项目在这个大都市里的渊源和历史、现状和未来。他从“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以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现代化工商业城市里的传统民间文化及其演变为对象,对其在现代化语境下所遭遇的、以及保护工作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民俗遗产资源的挖掘、民俗遗产保护形式的选取、民俗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开发与利用、民俗文化保护中的政府机制与民间机制,民俗文化保护中的专家作用等,进行了多视角、多纬度、多侧面的考察和研究,既探讨了城市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形态与规律,又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城市发展过程中保护民间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就上海市民间文化保护的思路与对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尽管他所给出的答案,也许只是多种选择中的一种,但他的研究和选择对保护工作和学术探求都是有益的。不久前,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冒昧地发表过一个意见:我们民俗学者要立足于回答当代提出的问题,而不要把民俗研究当成可把玩的玩意儿那种孤芳自赏。作为朋友和同行,我欣赏蔡丰明的这种学术探索,这种学术气度。 蔡丰明先生多年来研究上海民俗,成果累累,而今,他的新著《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就要付梓了,他嘱我为这本新著写序,我不揣冒昧写了上面这些粗浅的意见,就算是对这本著作的祝贺吧。 2009年4月10日于北京安外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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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娅萍《言情于歌——清江流域土家族歌谣研究》序

《言情于歌》序   刘锡诚       与谢娅萍教授的文字之交已有多年了。近十多年来,我在她所供职的《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发表过一些文章,都是经她之手编辑发表出来的。可是我们至今也还没有机会谋面。她在编辑工作之余,又从事人文学术的研究,对土家族的文化表现出了特别的热情与专注,多次到清江流域土家族聚居地区作田野调查和专题采访,并在报刊上撰发文章,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材料和论点。以前她赠送我的《土家族村落文化的审美流变》(合著),就是以木鱼寨为个案,以实地调查和文本材料研究并重,解读土家族民众审美文化的一部专著。在这部书之后,如今她又完成了这部新著《言情于歌——清江流域土家族歌谣研究》。我对她这部土家族歌谣的专题研究书稿即将付梓,表示钦羡和祝贺。       土家族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该民族的先祖可能就是已经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巴人。可以肯定的是,自秦以来,土家族就聚居于湘西、鄂西、川东、黔东北四省毗邻的武陵山区,在此休养生息,而少有迁徙、战乱之苦。这块地处千山万壑之中,史称荆楚、沅湘的地区,对于历史上的中央王朝而言,自然属于鞭长莫及之边地了,然也因而使他们的文化保持着较为独立的系统和稳定的形态。只是在清雍正朝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之后,土家族的本土文化受到周边汉文化的影响加剧,大大加快了其吸收异族文化的进程,从而促使本土文化发生了和发生着日益显著的嬗变。土家族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早就以汉语作为交流的工具,但相对闭塞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巫文化盛行的人文环境,给土家族的文化传承及其嬗变,造就了一些重要的特点。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里就指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舞,以乐诸神。”也就是说,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以及巫风和淫祀,使包括歌谣在内的土家族的传统文化,浸染着浓重的巫文化的色彩。即使到了现代,我们也还能看到,构成土家族文化重要部分的民歌(歌和谣),似乎除了狭义上的情歌而外,仍然没有与仪式彻底脱离干系,生产劳动有薅草锣鼓歌,祭祀有摆手歌(舞)和梯玛歌,婚嫁有哭嫁歌,发丧有撒叶尔荷(亦歌亦舞)……而且从形态学来讲,正如作者所说,“其原始歌谣特别是神歌,总是与巫舞、巫祀联系在一起”,体现着“生命原点意识”,而有些歌谣甚至至今也还相当完整地保留着歌舞“综合体”的原始形态。作者从史诗《摆手歌》(也是歌舞综合体之一例)中,发掘出了土家人在氏族生存繁衍的叙事中隐藏着的对生命意识的执着吟唱和呼唤。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只是八百万人口的土家族之一部。作者选取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土家人的歌谣及其流变史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已有的文本材料外,还以从亲历田野调查中得到的当代还流传于民间的鲜活材料,运用历史的和地理的比较方法,从多学科的视野和角度出发,来探索歌谣与民族(如白虎崇拜)、歌谣与群体(如族群意识、祖先崇拜)、歌谣与社会(如改土归流前后的社会)、歌谣与地域(荆楚、沅湘)、歌谣与生产(如舟船、耕作)、歌谣与生活、歌谣与民俗(如婚嫁、丧葬、祭祀)等的关系,尤其关注社会的诸多方面对歌谣内容、风格、特点、体式之形成的影响,以及人的多面生活在歌谣中的表现与揭示,对近代以来相对处于薄弱地位的中国歌谣学的拓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采集歌谣和研究歌谣(包括古人的注疏、集解、正义等方法),在我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是有着光辉传统的一种事业和学问。在这方面,先贤们为我们留下了《诗经》、《楚辞》、《乐府》等专集,以及许多古代文献中辑录、引述并阐释的优秀古代民歌,既有地域的,也有民族的,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人类自身的重要材料和百读不厌的优秀文学读物。近百年来,前辈们在粤东民歌、吴歌、花儿、陕北民歌、东蒙民歌等的辑录和研究阐释上,也多有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很可珍贵的遗产,使中华文化多元构成的格局添加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证据。《诗经》之所收,基本上是北方的诗歌和民歌。《楚辞》之所收,扩大了疆域,涉及了楚国的作品。汉武帝立乐府,采录的范围扩大了;及宋郭茂倩所辑编的《乐府诗集》,虽收有吴楚之地的民间作品,如巴州的《竹枝词》,但似乎也并没有清江流域的土家族的歌谣。而地处荆楚、沅江之地的土家族的歌谣,虽然自东汉以降就有文人学者在其著作中论及,但毕竟不过是偶尔提及而已,还没有人对其作出系统的深入的阐释。现在摆在我前面的谢女士的论著,不仅是作者对现代条件下还在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众中流传的传统歌谣的研究和阐释,而且还包含了透过她的多学科视野下遴选出来的土家族歌谣的范本,和她所撰述的歌谣演述环境的田野手记。因此,她的劳动自然是难能可贵的了。       《诗序》曰:“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仪。”朱熹《诗集传·序》曰:“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作者把自己的著作取名为《言情于歌》,我想就是取此义而名之的。我欣赏这个题目,它简洁而意深。       以上寥寥数语,就算是给谢娅萍女士的专著《言情于歌》的序言吧。                                              刘锡诚                                        2010年7月2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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