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03月 2006

一个最没有文化的房产广告范本

[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3/31/12/suntree2005,2006033122190.jpg[/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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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尖顶民居诸多不妥

[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3/30/1/suntree2005,200603300751.jpg[/img] 浙江的一些乡村这些年改变了传统的建筑式样,把房屋做成尖顶,仿佛一教堂。其实,这些房子于科学于文化均有诸多不妥。 一,尖顶吸收雷电。浙江过去的民居建筑偏矮,其实那并不是老祖宗穷,而是那地方动辄台风大作,房子高了是灾,他们连屋檐都尽量省略,为的是安全。过去,低矮的房屋不会受到电东篱把酒黄昏后击,但是这种高出的尖顶就不一样了。它在村落里会率先把雷电吸收,虽然,这是一个可以导电的防雷装置,但是,强大的电流通过房体,产生强大的辐射,对人体伤害是很大的,会造成植物神经损伤,长期积累,会使行为失常,导致意外。明知雷电有害而自招之,非明智也。 二,尖顶招风,其声啸叫,使人不得休息,甚至有被大风刮断之虞,平添忧虑,此也大不妥。 三,从文化心理上看,风水认为,铁钎插顶,不是好兆。 四,刻意高人一筹,导致邻里反感,与居住环境不利。内敛才致吉祥。 五,居所而作宗教样式,甚不妥。为忌。 六,无道理的改作,去传统样式,给人无根底感觉,形象不佳。 七,浙江乡村民居丧失传统的举措,已使乡村竞争力受损。比较江西如婺源的乡村人气,浙江明显处于劣势,经济发展后不注意文化弘扬,可能是大问题。因为竞争,不是加工厂建设,而是文化底蕴。浙江的尖顶民居没有文化价值,但消耗资金不少,值得深思。 敢陈如上,或可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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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兆元:关于大都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原]

----以上海民间铺灯绝技为例 田兆元 中国的大都市本身即有深厚的文化传统,都市本身就是文化的见证,如西安、洛阳这样的古代以来的大都市,开封、北京这样的中古以来的大都市,广州、上海这样的近代以来的大都市,本身具有丰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它们形成的时间有先后,它们的文化遗产的性质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是文化传统的大本营。过去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乡村保留了许多传统要素,但是,都市在文化的建设和传播方面却更重要。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主要是在都市里生长起来的,如老子,他呆在都城王室的图书档案馆里,一边读书,一边玄想,孔子周游列国,主要是到诸侯国的国都里去和诸侯王和贵族们交流,都市是儒家和道家上演的舞台。荀子,韩非子也都毫无例外地是在都市里传播他们的思想的。唐诗宋词,无不是在都市背景下繁荣起来。一些民间习俗,往往是由都市推动。如,寒食节是皇宫倡导的;又如,元宵节,城乡皆欢度,都市似乎规模更大。传统的都市实际上孕育了文化传统,传承了文化传统。至于民间戏曲表演,都市和乡村都是表演场地。而传统的商业民俗,都市更是中心。外来文化,也是在都市才形成大的交流浪潮,如洛阳、泉州、上海,因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都市里有着丰富的堆积遗存。 为什么这样的传统文化的中心反倒是文化传统的濒危之所呢?这其中有许多误区,如认为都市与商业文明关系密切,而中国的传统是农业文明,因此,都市不是非物质文化保护的重点。加上当代都市承担了经济发展的重任,很少把非物质文化保护列为一个城市的发展战略的。这样,大都市曾经灿烂的文化遗产的光芒被遮蔽了,致使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样式濒于绝灭之境。有许多认识问题,有许多制度性问题,我们在自废其文化本根。 本人将以本人发现并竭力呼吁保护的上海铺灯绝技为例,来探讨大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铺灯艺术 上海城乡有着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由于上海经济发展迅速,原先民间艺术赖以存在的文化空间受到很大的挤压,从事民间艺术创作的队伍日趋萎缩,随着年长的老艺人逐渐辞世,许多民间艺术样式已经处于濒危状态,亟需抢救保护。铺灯艺术就是值得关注的一种民间绝技。 铺灯是上海民间祭祀活动中的一种艺术样式。它与道教科仪有着直接的联系,它是灯仪发展的结果。在南北朝时期,灯开始进入道教的科仪,逐渐形成源远流长的道教灯仪。由于灯的光明属性,人类固有的光明崇拜由太阳崇拜、火崇拜转移到灯崇拜上来了。道教认为,灯可以上照天庭,下照地狱,因此,灯仪可以向上天祈福,为亡者超度。与此相应,灯仪也分为金箓和黄箓两个大类,前者用于祈福延寿,后者则超亡度厄。其中,黄箓灯仪之九幽灯仪和破血湖灯仪在上海道教的宗教活动中十分常见。黄箓灯仪主旨是以等照亮幽暗的地狱,拔除亡者的罪孽,把亡者带出苦海,升入仙界。本来九幽灯仪以灯为主,燃灯布坛做法,照九幽之狱,破九幽之狱,带亡者出离苦海。九幽灯仪灯数甚多,有三十六者,有四十九者。但由于场地狭小,所以改为以白米在地上铺以灯图代替。这就有了铺灯艺术。为什么铺灯要用米呢?据《道书援神契》称:“古者仓颉制字而天雨粟,鬼夜哭。故道法划地为狱,以米为界,后世凡铺灯,皆用米。” 灯图最初为地狱象征,后来内容越来越丰富,成为综合性的艺术样式。 (铺灯程序略) 灯图要求几何形的规整,又要绘画`书法等技能,没有老道的功夫,长期的训练,是不可能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境地的。郁家老道长已经年近九十,我们希望他的徒子徒孙能够尽快成长起来。 现在上海的道观和民间道士在较大的祭祀仪式上还会铺灯,但是,无论是道观还是民间,多数人的灯图粗陋不堪。能够铺出像太乙真人那样高难度图像的我知道只有近90岁的民间郁道长。年轻道士都不行,至于铺书,那也衰败得很。像郁道长铺出精妙对联的几乎不大可能有了。至于图案,郁道长头脑中的样式本人也还没有完全拍摄出来。据说,浦东还有一位老人能够铺出神像,本人还在寻找中。 本人申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项目被告知不在资助范围。现在为资金缺乏苦恼,本人还申请了文化部项目,也未批准。最近,本人在《社会科学报》发表《上海的铺灯绝技亟待保护》的文章,并发表了两幅图片,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民族艺术》2005年2期发表了铺灯艺术的详细介绍,并刊登一组照片。在许多会议上,本人用图片展示,大声呼吁,希望得到各方面的重视。本人还引入课堂,带学生到现场观摩。《中外文化交流》杂志的编辑看到了这样精美的图案,约请本人撰写介绍文章,并刊出英文版。本人很高兴地看到,像铺灯这样一种绝计,已经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但是,根本的保护方案还是没有办法提出来或者实施。于是感到有点像唐吉诃德,有悲凉感。前几天,我和翁敏华教授说:我们现在是穷棒子闹革莫道不消魂命,能够作多少就作多少。 二,关于大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些想法 铺灯绝技的遭遇是上海这样大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的真实写照,一些大城市有的是钱,但该怎么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去,还是没有明确的方向的。原因是这样的项目可能不能产生政绩,文化建设好大喜功,喜欢轰轰烈烈,不喜欢实事求是。故许多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往往被称为“文化的沙漠”。不是大都市本身没有文化,而是管理者不知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他们往往喜欢搞一些没有任何文化基础的所谓文化节,这样成就了真正的文化沙漠。另外,有现代化色彩的大都市往往有些崇洋媚外,看不起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少所谓文化人也自以为是,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无知状态。 那么,首先是提高认识。最近,某市社科院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准备给各区县编辑出版一套民俗文化丛书,有些区县提出,他们区里没有那么多民俗的东西,要求和别的区合写,或者不写。其实,这些区县都是从古老的江南乡村和城镇文化发展而来,积淀很深,如信仰民俗等十分独特。加上上海开埠后,商业文化十分发达,有着独特的商业习俗和禁忌,在语言上,地方话十分独特,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一个区的人口动辄上百万,人口众多,建区建县的时间较长,有相当多的历史积淀,一本书都没有办法涵盖,怎么能说没有东西写呢?有些区县领佳节又重阳导要市里发文件才接待民俗学调查者,嫌麻烦。可是,市领佳节又重阳导可能发这样的文件吗?更可悲者,有的城市的文化部门的领佳节又重阳导官气十足,搞形式主义很卖力,对真正的文化保护工作其实没有兴趣。因此,在大都市,以国际化为己任的领佳节又重阳导,需要提高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还要提高媒体境界,有的媒体用封建迷信和落后来指称民间文化遗产,思想还停留在文瑞脑消金兽革时期的水平上。还有人说起信仰民俗来,一幅要大加整治的神情。 现在,各级领佳节又重阳导控制着重要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保护工作就会很难。现在国家既然很重视,就有必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考核地方官的政绩的指标。现在考核干部,已经不再依GDP的高低了,还要看环境指标。如果人文环境指标不考察,一个文化沙漠会是和谐社会吗?我提出要把非物质文化保护作为考核官半夜凉初透员的指标,得到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虽然是一种形式,我觉得有形式总比没有形式好。 现在的保护工作是政府主导的。既然有这样的动作,就应该拿出行政的威力。事实上,我们感觉有走过场场倾向。现在搞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有的地方很积极,有的地方懒洋洋,在大都市特别明显。据说,有的著名的大都市的申报工作差不多排在全国的最末位,为什么呢?国家好像不拨款,地方申报了还要出钱保护,还要检查。所以,一些精明的大都市不想添这样的“麻烦”。这说明,在大都市,文化保护没有上升到自觉状态。 同时,各省市,尤其是同一文化区的省市要交流。如江南地区的江、浙、沪地区要有更多的交流。这个地区原来有较为广泛的交流,以前是上海为中心的,这个中心形成的原因一是老专家的号召力,如姜彬先生就有这样的 号召力,还有就是出版,过去上海的出版较为发达,能够牵头。但是这些优势没有了,便各自为政。现在似乎由文化部或者相关部门出面,一种带有行政性质的协调中心可能是一种有效的选择。应该让大都市承担起文化保护工作的职责。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可能会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可能保护了一些谁都知道的东西,真正的濒危样式还真的绝迹了。 另外,文化人也不能陷入抢资源,争项目的行动中,热衷于报道宣传,而不作实事。作为一个文化工作的教学研究者,我们只能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去承担文化的薪火相传的职责。在大都市里,做一块砖瓦,为文化的建设有所铺垫。当然,我们更呼吁,在非物质文化保护运动中,应该让高校有更大的作为。 总之,我觉得应该把大都市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如果眼皮底下的工作都做不好,其他地方除了搞形式还会有什么结果呢? (这是本人去年在苏州论坛上的论文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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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非物质遗产保护四大关键问题

刘锡诚:非物质遗产保护四大关键问题 如果从2002年算起,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要盘点这三年来的成绩,至少有两种立场:一曰政府工作的立场;二曰文化效益的立场。从政府工作的立场来说,大概不外制定了多少文件、开了多少个会议、开办了一个展览会、确定了多少个试点,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要从文化效益的立场来看,从老百姓的立场来说,或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并不重视您开了多少个会、发了多少个文件,而只看有什么实效,从此立场看,则只有一项,即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工作通过了专家评审和领佳节又重阳导小组审定(近日可能正式公布)。 在笔者看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目前阶段,面临着如下四大矛盾或四大关键: (一)关键之一,是政府官半夜凉初透员要转变观念,提高文化自觉。过去文化部门的官半夜凉初透员只是注重专业文艺活动和强调文艺创新,而受到传统的贵族文化观念的影响,看不起民众中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而至于把非物质遗产看成是封建糟粕。现在不同了,观念要转变,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作是民族文化的根脉、民族精神的载体,是国家的大事、政府的大事,是“国家的战略”。名录公布后,各级政府应及时公布进入名录项目的保护措施和责任人,在政务公开、公众监督和问责制的前提下,进行实实在在的保护,而不是搞政绩、走过场,劳民伤财。已于2005年6月宣布开始的全国非物质文化普查,有些省市闻风而动,陆续部署进入普查,有的省市则尚在观望,按兵未动。成败的关键,是要看掌权的文化官半夜凉初透员是否转变力偶观念、具备了文化自觉和民族责任感。 (二)关键之二,是加强领佳节又重阳导。去年已建立了部际联系会议制度,这是国家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新措施。但实际工作部门却仍然只是国家文化部社图司的民文处,而这个处充其量只有四个干部,力量十分薄弱,许多事情不能不显得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加强领佳节又重阳导不是一句空话,特别是指导与统帅像文化普查这样的世纪之举,不仅是力量不及,重要的智慧不及。我国的文物工作五十年来取得了很多经验和教训,这不是轻易取得的,它的背后有一个国务院的文物局,有相当数量的工作人员和修养有素的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则相对缺欠。建议文化部领佳节又重阳导从大局着眼,转变观念,加强领佳节又重阳导机构和指挥部的人员配备,成立一个单独的强有力的司局也不为过。只有配备了适度的指导和督察力量,才能做到有实效地依法行政,推动保护工作的顺利实施。 (三)关键之三,是调整领佳节又重阳导关系。专家认为,开展旅游与保护非物质遗产是“仇敌”,正如鲁迅先生早年说的诗歌是神话的“仇敌”一样。前者要利用非物质遗产资源,利用的同时就强调创新和改编,而创新和改编,要么制造了“假民俗”,要么破坏了、甚至断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而旅游局属外事口,文化保护属文化口,两家理念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各搞一套,各行其是。凡跨出过国门的人,特别是到过欧洲或到过跨欧亚两洲的土耳其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都知道,那些拥有古老而丰厚文化传统的国家的文化与旅游事业,是统一由一个部门来领佳节又重阳导的,而我国在领佳节又重阳导关系上却是二元制,怎能不“打架”?部际联席会议能解决这个矛盾吗?看吧! (四)关键之四,是建立、建设在科学发展观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在亿万民众中而不是靠少数人实施的一桩旷世大工程,是现代人做的一件惠及后世的大好事,虽然主要在“十一五”计划期间实施、其影响却及于千秋万代。但也要看到,这项“工程”(我们喜欢用“工程”这类词汇)是在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启动的。甚至在“文化是什么”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上,也还存在着某些盲目性。而盲目的理论往往会将伟大的实践引向偏离目标的方向。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和理念在阻碍着这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前进,如儒家的“怪力乱神”说还没有根除,现代的“精华与糟粕”说就大行其道,这些并非是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唯物史观的观点,亟待解放思想,在平等的讨论和争鸣中寻求和达到真理。(200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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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草蘸水为赐福,曲水流觞共嬉戏:汉服过上巳

[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3/28/6/suntree2005,2006032811514.jpg[/img] 兰草蘸水为赐福,曲水流觞共嬉戏,昨天的复旦大学校园里热闹非凡,男女大学生穿着汉服在校园里互赠花草,吟诗弹琴,提前过起了中国传统农历三月三上巳节,引来无数师生驻足。由复旦大学毕业生开办的网站“汉未央”和复旦学生社团华夏文化社联合呼吁下,新一轮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在高校里掀起。   据了解,上巳节是古汉人十分重要的节日。在这一天,河冰解冻,花草复苏,人们走出村舍,到水边踏青、嬉游、采兰,驱除一切不祥。本周五就是今年的农历三月三,活动主办方为此提前一周举行。   昨天,五六十位大学生带着兰花、兰草来到复旦校园里著名景点燕园,在2个小时的梳妆、打扮后,活动于下午2点正式开始。主办方搭起了软屏风,为女孩子进行了“赐福仪式”——女长者以兰草蘸水,擦拂女孩子们的头发、脖和背部,象征赐福。随后,男女生们互相以花草相赠,在燕园中登山、涉水。在“曲水流觞”环节中,学生们点燃蜡烛,聚集水边,置酒杯于水中,酒杯顺流漂浮,杯滞留在哪位着汉服的大学生面前,该名学生就要端起一饮而尽,并念诗一首。   活动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结束。活动策划者、汉未央网站站长姚渊告诉记者,本次活动旨在使汉服同民俗结合,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今后,每年各种农历节日,他们都会举行相应的庆祝活动,并将逐步使这一活动推广到各个高校。 据新闻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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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江川生态园的雪景图

[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3/27/9/suntree2005,2006032717313.jpg[/img] 一 [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3/27/9/suntree2005,20060327173219.jpg[/img] 二 [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3/27/9/suntree2005,20060327173242.jpg[/img] 三 [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3/27/9/suntree2005,20060327173335.jpg[/img] 四 [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3/27/9/suntree2005,2006032717346.jpg[/img] 五 [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3/27/9/suntree2005,20060327173428.jpg[/img] 六 上海江川生态园座落在闵行地区的黄浦江滨,距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不远,顺江川路即可到达。生态园占地面积一千余亩。 生态园实际上是文化生态园,它是上海的一位令人尊敬的企业家为了抢救江浙地区濒危的江南文化而设。他们到江浙的农村,把那些村子将要拆除的古桥和古建筑买下,运回上海,原样复制在生态园里。与建筑一道带回来的还有关于这些桥梁和建筑的神话传说。目前已经投资亿元。拆除是一种无知,买回重建是无奈,这不是最佳的保护办法,但是是一种没有办法的举措。愿我们理解这种善举。 目前生态园还在建设中,但景色已经十分可观。去年下了一场雪,生态园呈现出江南迷人的雪景。现发表一位摄影家的杰作,让我们一边欣赏雪景,一边为企业家的举措叫好。 目前,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式搞得很大,物质遗产怎么办?拆了吗?没人管。 让我们为这样的默默的文化守护神致以敬礼! 祝江川生态园有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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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理论组成员介绍(七):王有钧

一、个人情况简介 王有钧,1965年起,种过六年田,做过八年工,喂过七年牛,教过十年书,1995年至今,供职于《青年报》。期间于1983--1985年就读于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专业。 编著有《形容语小辞典》 与人合著有《山与山神》、《祝你生日快乐》 参与《鬼文化大辞典》、《中国娱乐大典》的撰稿。另,为《语海》搜集“俗成语”、“惯用语”500多条。 二、在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二次论坛上的发言提纲 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从花神节和“插网”说起 农历二月十二(今年公历为3月11日)是花神节,往年这一天上海报纸都要登几篇应景文章算是还有点念想,没有彻底忘记。去年登了一篇,可今年的二月十二(上星期六),连一篇也没有了。 花神自成体系,有总领百花的“百花仙子”——总花神女夷(神话人物),主春夏万物的生长;有每个月的值星花神。 一月,梅花神,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一说北宋林和靖,汤显祖笔下的柳梦梅。 二月,杏花神,杨玉环。 三月,桃花神,春秋时楚国息夫人,一说为崔护。 四月,牡丹神,李白。 五月,石榴花神,鬼王钟馗,一说为汉朝从西域带回石榴种子的张骞。 六月,荷花神,西施,一说为李清照。 七月,秋葵花神,汉武帝宠妃李夫人。 八月,桂花神,唐太宗之妃徐惠,一说为西晋豪富石崇宠妾绿珠。 九月,菊花神,东晋诗人陶渊明。 十月,芙蓉花神,五代时蜀国国主孟昶妃子花蕊夫人,一说为北宋诗人石曼卿。 十一月,山茶花神,明汤显祖。 十二月,水仙花神,帝舜的两位妻子蛾皇和女英,一说为洛神。 祭祀百花的习俗由来已久,大约唐朝就有了,形式多样,如扑蝶会、赏红,有由12个女子扮演12个月的花神表演。 许多少数民族也有类似节日,如广西壮族的百花仙子节,云南白族的花朝节。 上海地区祭祀花神的习俗也很久,现豫园内的“万花楼”原来叫“万花深处”,远在明代豫园初建时即为花神祠的所。清光绪十七年(1891 ),沪上的花木商家又在肇嘉浜一带(坐落原址失考)建了一座花神庙,并作为沪上的花木公所。上海的郊县原来都有花神庙,现皆毁而不存。旧时沪上“花朝节”这天,老城厢特别瑞热闹,人们结扎花神灯,灯上有各种图案。更有商家,特别是花木商家,出钱出力,赞助晚上的花灯游佳节又重阳行活动。花灯游佳节又重阳行时,采花女、卖花女提灯结队而行,并有十番锣鼓为之开道,街道两旁一片欢声笑语。 按照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花神也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其他和花神类似的自然神如山神河神等等都应该受到保护;再有如传统文化中的吉祥物、吉祥语等也都应该受到保护——它们都是人们进行过的社会实践,是人们某种观念的表现方式,而且都已经或正在远离我们而去。 再有,如寒食节,早已离我们而去,也应该保护。 上面是全国各地共有的,接下来说说我们上海所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弄堂游戏,市声叫卖……算不算?我认为也应该算。 我这里要重点地说一说“沪”——我们上海的简称“沪”, 据晋人张勃的《吴都记》和晚唐诗人陆龟蒙的《渔具诗序》等资料,我们知道“沪”是我们上海先民的一种生产方式。最先是用竹片、苇杆,后来编之以绳索,进而代之以线网,直至现在的尼龙网,其原理都是“鱼水同进”,然后“水退鱼留”,人们再“坐收渔人之利”。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簖”的渔具,则是人们在海边渔具“沪”的基础上创新后用于内河捕鱼的渔具。 现在这种捕鱼方法的遗存我们在市郊奉贤、南汇和崇明等滨江滨海地区还可以看到。30多年前本人还下了一次海,真的是到海里去“摸插网”。插在海里的网——奉贤话叫“插网”。 “摸插网”就是在插网者捕捞过后其他人去捉漏下的小鱼小虾。(具体情况请参阅《上海滩》2003年第8期本人所写的短文《我曾用“沪”捉鱼虾》) 我认为,“沪”是我们上海先民渔猎文化时期的的一种生产方式,一种社会实践,是一项珍贵的文化遗产,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有必要加以保护和记录下来,以让后人知道我们上海的先民曾经这样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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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考研分数线

报考学科门类(专业) A类考生* B类考生* C类考生* 总分 单科(满分=100分) 单科(满分>100分) 总分 单科(满分=100分) 单科(满分>100分) 总分 单科(满分=100分) 单科(满分>100分) 哲学[01] 305 46 69 300 44 66 295 40 60 经济学[02] 340 56 84 330 54 81 325 50 75 法学[03](不含法律硕士专业[030180]) 340 55 83 335 53 80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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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海论坛”第二次会议综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海论坛”第二次会议综述 (毕旭玲) 由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论坛”第二次会议于2006年3月18日在江川路2017号上海黄浦江水文化博物园举行。会议由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徐华龙先生主持,20多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上海黄浦江水文化博物园的相关领佳节又重阳导和工作人员出席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及其保护、政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方面的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具体内容如下: 一、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中国的昆曲和古琴音乐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非物质文化”一词迅速进入中国,引起了包括学术界、政界、工商界等各界人士的共同关注。2005年首届国家级非物质遗产的申报活动在全国的展开,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2005年的最热的文化用语之一。但是究竟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国家也称“无形文化财”,这只是翻译上的区别。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以下三个特征:首先,它是一种活着的文化遗产。它与作为历史残留物的静止形态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它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继续存在着,并被不断地传承下去。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它现在进入了衰微的状态;第二,它是一种具有民间性的文化遗产。它既非单个人的行为,也非政府指令的行为,只有广大的民众才是其创造者和传承者;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具有生活性的特征。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从表现形式来认识它,又要从传承方式来认识它;既要看到突出的、具有杰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也要看到一般性的非物质文化。因此,它也可以进行如下定义,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以口头讲述及亲身经历行为等动态方式表现和传承的,具有民族民间传统的各种文化形态或形式;包括各种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礼仪庆典活动和民间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表现形式和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性或无形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也在进行着不自觉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重在对这种文化的表达、表演和展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重在对这种文化的继承、流传和后续。从表现形式来看,欧粤先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以俗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衣食住行、节庆活动、祭祀活动、婚丧喜庆、休闲娱乐是它们的基本载体,公众参与性是非物质文化的特性之一,由此决定了它的表现形式是有别于文人文化、官僚帝王文化的俗文化,如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民间体育娱乐、风俗行事等。从传承性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在口头和行为的传承,因此它的变动是非常迅速的。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地被进行着加工和改造,并结合各地的历史地理文化环境发生了不同的变异。这也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得异彩分呈。 二、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和保护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起步了,如确立了一些市级保护项目,又如各区争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国家项目的活动。但这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项目亟待整理和抢救。王水先生认为要十分重视普查工作。只有很好地对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才能更好地进行保护。王有钧先生谈到了“沪”这种捕鱼方式进行。“沪”是上海先民渔猎文化时期的一种生产方式,是一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必要加以保护和记录,王有钧先生介绍,据晋人张勃的《吴都记》和晚唐诗人陆龟蒙的《渔具诗序》等资料的记载,“沪”是上海先民的一种捕鱼方式。最先是用竹片、苇杆,后来编之以绳索,进而代之以线网,直至现在的尼龙网,其原理都是“鱼水同进”,然后“水退鱼留”,人们再“坐收渔人之利”。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簖”的渔具,则是人们在海边渔具“沪”的基础上创新后用于内河捕鱼的渔具。现在这种捕鱼方法的遗存我们在市郊奉贤、南汇和崇明等滨江滨海地区还可以看到。另外,上海祭祀花神的习俗也应改进行保护。上海地区祭祀花神的习俗历史悠久。如豫园内的“万花楼”原来叫“万花深处”,明代时就是花神祠的所在。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沪上的花木商家又在肇嘉浜一带建了一座花神庙,并作为沪上的花木公所。上海的郊县原来都有花神庙,现皆毁而不存。旧时沪上“花朝节”这天,老城厢特别热闹,人们结扎各种图案的花神灯。更有商家,特别是花木商家,出钱出力,赞助晚上的花灯游佳节又重阳行活动。花灯游佳节又重阳行时,采花女、卖花女提灯结队而行,并有锣鼓为之开道,街道两旁一片欢声笑语。 华东师范大学的田兆元教授在自己的科研活动中,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和整理。他曾对“铺灯”这项上海民间的绝技进行过深入的调查。铺灯是用白米和有色矿粉铺出的各式图案,样式十分丰富。据田兆元教授介绍,具有高水平铺灯技艺的艺人在上海大约只有两到三个,这些图案十分珍贵。年轻的铺灯者无法铺出如“太一真人”这样的神像,一般的年老艺人也无法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因此,应该对包括铺灯技艺和铺灯艺人在内的整体进行保护。田教授还认为应该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和保护,应该建立一支专业队伍,为整个上海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智力支持和专业指导,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走向歧路。张振国先生在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结合自己对道教音乐抢救和保护的心得,提供了很多具体有益的方法。冯乔先生拍摄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纪有暗香盈袖录片,他谈了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并表示愿意把这些记录片提供出来,作为资料和教学用片。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王宏刚研究员曾长期在东北从事调查研究工作,他对比了东北和上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差别,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除了整理和抢救活动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内容。上海师范大学的翁敏华教授就尝试在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进行一些传统习俗的恢复,如引导女大学生过三月三女儿节等。据翁教授介绍,这些传统习俗受到了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和响应,说明传统习俗在年轻一代中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 三、 政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全民文化活动,需要包括政府、传承者、工商界、学术界在内的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但是,由于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的地位、权力、动机等方面内容的差异,这些主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政府主要出于决策、组织、统筹的地位。各级政府都把自己介入视为执政的一部分,要求别人按照它的意志执行。由于这种介入以权力为依托,具有某种强制的功能,构成一种主导力量。这种主导力量,可以以其强势地位,统辖全局。也因此,如果认识或措施上出现偏失,将会酿成大面积损害。因此,政府行为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与会的专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黄景春博士认为: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应该有所作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国各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行动并不尽如人意,主要就是政府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哪些应该有所作为,哪些不应该作为,作为到什么程度,投入多少,投入到哪些方面,组织活动如何进行,都存在问题。主要说来,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不东篱把酒黄昏后作为。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对文化问题比较忽视,对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保护意识,无视其存在。这主要是认识上的空白,没有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重要性,所以对其不管不问,任其自生自灭;二、作为不当。一些地方政府在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之后,采取一些行动,但对濒临危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徒然耗费财力物力人力。如上海市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交给广电部门,忽视民间文化研究者的成果,难以收到好的效果;三、作为过度。有些地方政府保护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机不纯,通过保护某些习俗、传说、信仰及其相关建筑、景点来发展旅游,振兴当地经济,其目的不是文化的而是经济的,结果是政府部门越重视,投入越多,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越不利,还扰乱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这样的行为在居民中造成不良影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河南某县动用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搞了一个姓氏文化节,扰民害民,当地居民反应强烈;四、作为政治化。政府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作政治任务加以宣传,虽然对于动员社会力量保护文化遗产有一定效果,但把文化问题政治化也会产生负面效应。我国过去把相当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作封建迷信、牛鬼蛇神加以禁止和取缔,现在一些人头脑中这种陈旧观念仍然存在,也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行。 有鉴于此,作为民间文化研究者,我们要理清本地区非物质文化的家底,提出自己的保护方案,以实际行动参加到具体的保护工作中去。学者对政府作为也应保持适当的警惕和监督,以防止政府作为失当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造成损失。 最后,论坛的主持人徐华龙先生对会议作了总结。他说,这次论坛很成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希望能将这次的讨论结果付诸实践,为上海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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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蔡丰明主编《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出版[转]

学术信息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蔡丰明研究员主编,江苏、浙江、上海多位专家合作完成的《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一书,2006年3月已由学林出版社出版。本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吴越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在中华文明传播史上所具有的作用以及在东亚环海文化圈中所产生的影响,第一次较为深入地探索与考察了吴越文化在东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特点与个性。全书约35万字,配有彩色与黑白图片60多幅。 《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一书观点与内容简介: 吴越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是中国版图中一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现代化起步较早,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联系较为密切的地方区域。长期以来,这一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社会与人文优势,向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输送了大量的文化资源,并对这些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政治上来看,吴越地区始终处于封建政权统治的边缘。但是在经济、文化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吴越地区却有着自己的许多独特优势。由于南方土地、水利、气候等自然条件适合于农业文明的发展,吴越地区的经济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呈现了良好的势头。至唐宋时,该地更是成了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随着经济的发展,吴越地区的文化也呈现出日益发展的强大优势,尤其是稻作文化、文教风气、工商意识、民瑞脑消金兽主精神等等,代表了吴越地区较有先进性意义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地域文化形态。 吴越地区不仅以其自身的许多先进性特点展现了一种地域文化的重要价值,而且又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与人文优势,开拓了许多文化对外传播与对外辐射方面的重要渠道。濒临大海,依托大海的地理特点,致使该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东向传播与扩展的重要窗口,也使该地区的文化因子中,融入了较多的创造性与开拓性精神,表现出了较多的对外发展,对外幅射的需求欲。它们主要表现于该地区在地理环境、生产技术、经济方式、人文精神方面的许多有利条件,如地缘海隅的地理环境,先进发达的航海技术,繁荣兴盛的港口贸易,开放开拓的地域心理等等。正是这些方面的因素,促使吴越文化摆脱了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保守性与封建性,逐渐走向了东亚环海文化圈的大家庭中。 除此以外,族群迁移、商业贸易、官方往来、访学求艺等等一些与吴越地区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方面密切相关的因素,也是造成该地文化频繁东传的重要动因。在传统社会中,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某些人群的流动而得以实现的,因此,古代时期吴越地区许多族群迁移与移民活动,往往成为推动吴越文化越海东传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例如新石器时代因卷转虫海浸而引起的吴越先民东迁, 春秋末年时期因吴越两国灭亡而引起的吴越民众东迁,秦代时期由徐福东渡事件引发的吴越民众的东迁等等,都曾对吴越文化向日本、朝鲜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 吴越地区作为一个具有较强的外向经济活力的东南沿海区域,对外商贸十分活跃。在长期的对外商贸活动中,各种具有吴越地方特色的文化形态,如稻作技术、服饰器皿、歌舞艺术,生活习俗等等,也随之而传播到遥远的东亚邻国,并在这些国家中逐渐扎根与蔓延。从汉代时起直至明清各代,吴越地区与日本以及朝鲜半岛上的各个国家一直有着频繁的外交往来关系,尤其是唐代时期的日本遣唐使在吴越地区的长期驻留等事实,为吴越文化的东传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负载于这些官方往来活动,许多吴越文化形式也由此而被带到了远隔大海的海外邻国,并且逐渐融入了这些国家的本土文化之中。 魏晋南北朝以后,吴越地区的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其文化艺术、风气教化、人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也逐渐展现,这一事实使得吴越地区逐渐成为一个对东亚邻国产生很大吸引力的地方,前来访学求艺的海外人士不断增多;另一方面,由于吴越地区思想风气较为活跃,人文心理较为开放的特点,当地许多学识之士也经常越海东渡,去往日本、朝鲜等东亚邻国传学授艺。这种学业与技艺上的往来和流通,势必为吴越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加了诸多机会。 吴越地区与东亚邻国之间海上交往关系的形成以及海上通道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纵观漫长的吴越文化东传历史,其海路航行的交通线路基本可以归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直航,即越海的人员与船只从吴越地区出发,直接跨越大海,到达海洋彼岸另一端的目的地。还有一种是环航,即越海的人员与船只从吴越地区出发,沿着海岸边缘地区以及近海的岛屿作环绕航行,最终到达海洋彼岸另一端的目的地。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吴越地区与日本、朝鲜等东亚邻国的交往活动主要是凭借一些航行路程较长,但安全系数较大的环海航线得以进行。它们能够保证船只与人员免遭海上风浪的袭击,使其平安抵达目的地,因此多为一些社会身份较高的官方人员与商务人员所采用。但是,也不排斥在时间较早的秦汉时期,吴越地区与东亚邻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就已采用直航的形式。当时他们所运用的是一些较为原始的航海手段,即依靠季风与海流等自然条件来进行海上飘流。这种形式虽然风险极大,但因路程较短,以及不需要优良的船舶装备等原因,故也时为一些民间的航行者所采用。到了隋唐以后,由于人们驾驭海洋的能力逐渐提高,航海船只设备的日益改进以及航海经验的逐渐积累,吴越地区与东亚邻国之间的交通航路逐渐由环航转为直航,随此,几条畅通直达、快速便利的直达路线开始在吴越地区与日本、朝鲜等东亚邻国之间逐渐建立,它们不但使吴越地区与东亚邻国之间的交往变得更为方便直接,同时也使吴越地区在整个东亚环海文化圈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与显著。 吴越地区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以及在东亚环海交通网络中的诸多便利条件,使其在通向东亚邻国的文化传播上展现了一种极为丰富、广泛的势态,它对东亚邻国的有关文化方面的传播与幅射,涉及到农事、工艺、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医药、民俗等各个领域,全方位、多层面地表现了吴越文化那种强大的渗透与扩张能力。在本书中,作者详细阐述了一些有关吴越文化东传方面的重要问题,如稻作文化的东传与流布;江南茶文化与日本韩国的茶道茶礼;越瓷文化与日韩关系;吴越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祭祀仪式的传播;吴越民间习俗与民间故事的传播等等。通过对于这些专题的分析与研究,深入考察了吴越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与东亚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系统分析了吴越文化在传播与演变过程中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基础,充分确立了吴越文化在东亚环海文化圈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作者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大量的现实例证主要阐明了如下一些观点: 在中华文明与东亚各国文明交往的历史长河中,吴越地区虽然处于较为后起的地位,但是从其文化东传的广度与深度上来看,却又要远远超过北方。吴越地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所显示出来的经济、文化优势,使它在中华文明与东亚各国的交往与联系方面承担了重要的角色,展现了北方地区无与匹比的强盛活力。可以说,在中古以后的历史上,正是依靠了吴越地区以及其它一些南方地区的强大的经济、文化作用以及对外交往优势,才使中华文明更好地传播到了东亚的其它许多国家。 吴越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一种具有海岸文明特点的地域文化形态,一方面保持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许多固有的风格与特点,另一方面又呈现了深受海洋熏染的某些独特的地域文化个性。这种兼容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精神与海洋文明精神的双重文化品格,对东亚环海文化圈的构筑与形成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自古而今的吴越文化越海东传方面的诸多事实,为现代东亚各国之间文化合作关系的建立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以中华文明输出为主导的古代东亚文化关系虽然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它对于近代与现代东亚文化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现代时期东亚文化集合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促使现代时期东亚各国之间达到文化统一、文化认同、文化和谐的历史依凭。自古而今的吴越文化东传活动对于现代东亚文化关系的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通过这方面而得以体现的。作为一种独特的中国地域文化形态,吴越文化以其光辉灿烂的文化成就与强盛活跃的传播能力,沟通了东亚地区文化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关系,奠定了东亚文化同生共荣,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这对于东亚地区形成文化集合优势,扩大文化国际影响,开辟广阔的文化合作道路,无疑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3/23/1/bixuling,200603230136.bmp[/img] [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3/23/1/bixuling,200603230947.bmp[/img] 这两幅图分别是吴越地区鸟田图和徐福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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