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手记：青海民俗考察纪实
刘锡诚
由中国旅游文化学会旅游民俗文化委员会筹备组主办的“西部民俗文化考察及研讨”活动于1994年７月１２－１９日在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及周边地区举行。来自北京、山东、深圳、青海以及台湾的民俗学、文化学者、高等学校教师以及企业界、旅游界人士２５人应邀参加了这次考察和研讨活动。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民俗文化在旅游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重要，把民俗文化与旅游事业结合起来，已越来越成为旅游界和文化界有识见的人士共同关注的课题。对民俗文化资源的考察和对旅游干部的民俗知识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次西部民俗文化考察和研讨活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策划和举行的。其目的也在于利用地方上举行的每年一度的民俗节日，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地对那里的民俗文化活动的情况进行一次实地考察，从而探讨在青海省开展民俗旅游活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同时，除了学者外，邀请一些旅游企业的领佳节又重阳导干部和热心民俗旅游的人士参加考察活动，使他们有机会对那里的民俗文化事象掌握第一手资料和增加实地观感，为企业界人士与民俗学家、文化学家联手开辟前景。这次田野考察及研讨活动时间虽然很短，准备工作也不算充分，个别人有短时间的高原反应，但由于组织工作比较扎实细密，以上两个目的都圆满地达到了，所有的参加者都感到颇有收获，并且为学会今后开展工作打开了一条路子，大家满意而归。
这次民俗文化田野考察活动，一共选择了三个不同类型的民俗文化项目，作了不同形式的考察：
（一）参加了著名黄教圣地塔尔寺于７月１５日（农历六月初七）举行的大佛和跳缱（跳神）活动。塔儿寺位于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南面的莲花山中，距西宁市２５公里。塔尔寺是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黄帽派）的六大寺院之一，它不仅是青海地区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民族佛教信徒朝拜的圣地，和格鲁派僧人的活动中心之一，而且在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区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群众中也有相当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塔尔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大量文化艺术珍品，拥有众多鲜明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古建筑群的宗教和经济文化中心。塔尔寺每年举行四次全寺性的祈愿法会，即“四大观经”，我们要参加的六月法会就是塔尔寺一年一度的法事活动，又是一项宗教民俗活动，是非常隆重的。
六月法会，藏语叫“曲科兑钦”，意为“ ** 节”，是纪念释迦牟尼在印度鹿野苑初转 ** 的法会。按规定，法会从六月初三到初八，共举行六天。法会上除在大经堂集体诵经，初七在莲花山上瞻仰大佛，下午跳法王舞，初八上午举行“转金佛”活动，即祈祷弥勒佛“出世”的仪式。据资料，转金佛时，在仪仗队前导下，僧众簇拥着一乘有轮的彩轿，彩轿四周饰有飞檐，内供弥勒佛金像，轿前彩旗飘扬，华盖幡幢蔽日，梵呗佛号，法乐喧天，僧人各执寺中一宝物，以示隆重威严。这一天，僧俗云集，信教群众尾随彩轿，鱼贯而行，顺时针方向绕转塔尔寺一周。途中，还布席于地，以净水沐浴金佛，信教群众向金佛献哈达，顶礼朝拜。当天下午，跳马首金刚舞。
我们一行于１３日先期对塔尔寺的宫殿建筑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参观，如大金瓦殿与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纪念塔、弥勒佛殿、大经堂、文殊菩萨殿（九间殿）等，对其宗教活动、历史概况作了一些了解，也参阅了若干文字资料，作到心中大致有数。１５日（六月初七）早晨，我们于８时整来到塔尔寺时，正是雨后初晴，莲花山山坡上绿草如茵，小小的镇子街道上人流如潮。我们参加考察活动的四位代表（学会副会长、北京长富宫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侯锡九，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刘锡诚，北京燕莎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亚洲，青岛市武术文艺研究会会长孟宪堂）受大家委托来到塔尔寺管委会办公室，向主持工作的阿甲活佛和却西活佛敬献了哈达，表达了我们此行的来意，受到活佛的欢迎。接着，九时整，我们全队参加了在塔儿寺南面的山坡上举行的晒大佛的法事活动。一队几十名喇嘛扛着一卷几十米长的氆氇织成的巨幅佛像，来到山顶上。另一队仪仗队在山坡下奏起了法乐（梵呗佛号），僧俗人众把大佛像从山顶缓缓往山下放开，最终将佛像铺展在整个山坡上，让其晒太阳和人们瞻仰。画像展开之时，音乐终止，仪式也告结束了。（为什么俗称晒大佛，可能与全国各地都信仰的六月六晒衣裳的习俗有关。姑妄言之，有待研究。）
下午在大经堂院内举行跳缱活动。跳缱是塔尔寺法会的一项固定宗教仪轨，汉藏语合璧的叫法，藏语称“尕缱”，俗称“跳神”、“赛神”、“喇嘛社火”等，是一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祀神舞蹈。
跳神原为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的民族传统土风舞，苯教产生后，据称从七世纪起便将其吸收到苯教徒的生活中来，逐渐发展衍化而成为现在这种形态的跳缱。塔尔寺的跳缱活动始于清朝康熙年间。康熙５５年（１７１６年），七世达有暗香盈袖赖喇嘛格桑嘉措从里塘移住塔尔寺，１９１８年指示当时塔尔寺第二十任法台嘉堪布阿齐图诺门汗格桑瑞珠建立塔尔寺的“欠巴扎仓”（跳神院），由拉萨布达拉宫南杰扎仓的舞蹈师教习崐蹈乐器，并赐给扮演马头明王、法王等角色用的文武护佳节又重阳法面具３９副，以及其他舞衣、法器等。第二年春天，七世喇嘛按照惯例，宴请塔尔寺法台、清海蒙古丹津亲王等僧俗首领，在塔尔寺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正月观经大会，会上首次举行跳缱活动。从此以后，塔尔寺每年四大观经时，都要举行比较完整的跳缱仪式。
跳缱舞蹈主要有法王舞和马首金刚舞两种。今天（六月初七）演出的是马首金刚舞。历时约两个多小时。马首舞也叫坚桑舞。舞蹈的主要角色，因所戴面具上面有三个马头，故称马首金刚。舞蹈由五场组成。
第一场：“托干”，直译是“干枯的头盖骨”，意为“骷髅”。演员４人，皆为十岁左右少年喇嘛，面具为骷髅形，身穿带有骷髅图案的短衣，足登藏式花靴，次第入场作舞。
第二场：“巴吾”，意为“天界勇士”。演员６人，戴勇士面具，长眉阔耳，饰有耳环，两个黄面，两个绿面，穿蓝袍。
第三场：“夏雅”，意为“鹿兽舞”。演员６人，３人戴鹿兽面具，３人戴牛首面具。
第四场：“多尔达”，意为“死神”。“多尔达”由４个小孩扮演，戴骷髅面具，穿棉衣及有褶叠的裤子，手足均戴有呈尖爪形的指、趾布套，状若枯枝。先由一名“巴吾”手持一块方形地毯入场，置于场内中心部位，然后退场。然后，“巴吾”再次登场，置一方形木盘于毯上，盘中有一用炒面捏成的“妖魔”。然后，４个“多尔达”入场，绕着木盘翩翩起舞。
第五场：“贝芒”，意为“众人共舞”。先由６个仆人簇拥着一个大施主入场，大施主所戴之面具系和尚面容，慈祥微笑；后面的仆从系绿脸“巴吾”和黄脸“巴崐吾”，互相耳语打闹。入场后，大施主坐于场中左前方的一张椅子上，仆从分列两侧。这时，体形高大、身着长袍、戴巨型牛首面具的马首金刚出场，右手执一降魔杵（“托由”），左手持一装满象征着妖魔心肝的头盖骨碗（“托玉”），由以欠本为首的仪仗队迎入场中。其后，８个演员分扮毗沙门、怙主、阎王等，再后是第三场上场的“东坚”（戴雄狮面具和水怪面具者），众角色在马首金刚的带领下绕场起舞。这时，围观的群众将事先准备好的各色哈达纷纷抛入场中。片刻之后，众演员围列四周，３个戴鹿首面具者起舞。最后，“马首金刚”由仪仗队迎进化装室，全场结束。
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跳缱的目的在于驱逐魔鬼，祓除不祥。马首金刚或法王之所以显现愤怒狰狞之态，旨在降服一切危害佛教的邪魔外道。对于每一场每一个角色的象征意义，藏传佛教徒门都有一套说法。如塔尔寺却西活佛在其所著《塔尔寺志略》一书中写道：“托干”的舞姿，以可怕的死尸形象告诉人们生死无常的道理；“巴吾”和“阿杂拉”等，外表虽然体形高大，然而仍未出离轮回苦海；“东坚”、“夏雅”表示众生住空旷荒野，以喻诸法皆空；“多尔达”的舞姿，要人们思维成五蕴人身和住于三界轮回众生的内心诸苦，并显示堕入遍生诸苦的轮回的次第；法王或马首金刚带领诸众作舞，表示不缘外境我执入于内心我执，并予破除；结尾大合舞，喻正觉成佛后，当饶益众生，同享安乐。
（二）７月１４日我们参加了互助土族自治县成立４０周年庆祝活动，参观了该县文物管理所在文化馆举行的土族民俗展览。
土族人口１２万人（据１９７８年统计），主要居住在互助自治县，此外民和、大通两县也比较集中。土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通用汉语。土族自称蒙古人。在互助县广泛地流传着祖先来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斯汗的大将格日利特（格热台）帅部留住今互助县一带，以后与当地人霍尔人通婚，逐渐繁衍而成土族的传说。汉文史籍有成吉斯汗所部蒙古军曾到西宁一带的记载。《元史·太祖本纪》：“太祖二十二年（１２２７）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因此传说可信。原住民族霍尔人，研究者认为，原是藏族对居住在藏北以及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以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泛称，近代史籍上则专指土族而言。土族传说中的霍尔人很可能是吐谷浑人。现在当地还有不少地名，其发音与吐谷浑近似，如合尔郡、合尔屯、合尔吉、贺尔川等。土族早期主要从事畜牧业，这与土族来自游牧的霍尔人和蒙古人不无关系。
土族民俗展览会展出的民俗实物，从生产到生活，从服装到精神文化，相当万备。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服装服饰，具有独特的风格。男女上衣都有绣花的高领，花纹精巧，色彩鲜艳。妇女穿长衣，斜襟，腰缠几丈长的彩色绸带，两袖由五节不同颜色的宽布圈组成。有时，外面还要套上黑色背心。过去头饰特别讲究，式样也特别复杂。女孩到了１５岁，发式便要改变成妇人的样式。这种习俗可能是女子的成年礼的一个表现。由于我们没有深入调查，不能作定论，留待继续研究。现在大都戴礼帽，旁边插几枝鲜艳的绢花。已婚与未婚女子在头发上是有区别的。已婚女子，扎两条长过臀部的辫子，辫稍部位系着珠子。这与《魏书·吐谷浑传》所记之“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以多为贵。”习俗相合。男子多穿长袍，冬季要套上大领的白板羊皮袄，系腰带，头戴毡帽。这种服饰，与蒙古族的穿崐长袍颇为相似，大概也与高原冬季时间较长得生活环境有关。
与服饰有关的是土族的手工刺绣特别发达。展室里各种刺绣品琳琅满目，可惜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记录。
土族擅长歌舞，富有文艺传统，民间流传着各种优美的民歌和其他口头文学。这里是“花儿”之乡，人人会唱“花儿”。还有优美的叙事诗流传。如已经收集起来的《拉仁布与且门索》，就是一部叙述一个爱情悲剧的动人故事。
土族的婚礼是别具一格的。青年结婚时，由男家选派精明能干的娶亲人（土族叫“纳信”），备上高头大马（其中要为新娘准备一匹能生驹的骒马），带上一只羊，两块砖茶和梳子、头绳等礼物前去娶亲。娶亲人来到新娘庄上后，新娘家的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蜂拥而至，抢走礼物，然后在大门口翩翩起舞，边唱边跳，夸耀自家的马如何俊美，自家的羊肉如何鲜美等。然后迎纳信进门。这时躲在门后的人将一盆冷水猛地泼向刚进门的纳信，刁难纳信。进了大门，又是对歌。歌罢，才请纳信上炕，喝青稞酒，敬酒问安。席间，院子里点起篝火，姑娘们围坐在火边唱歌，夸奖自家的姑娘长得如何美、舞跳得如何好、歌唱得如何动听等，纳信也极力夸奖自家的小伙子如何好，直至深夜。第二天天亮前，新娘经过梳妆打扮，上马起程。新娘的亲属将一把红筷子撒在院子里，母亲将新娘穿过的衣服扔出墙外，象征着姑娘已经出嫁。新娘在娶亲人和送亲人的簇拥下来到新郎家门口，新郎捧着美酒和哈达，迎接着新娘。在他身后，每一步站一个姑娘，捧着酒盅和酒壶，为送亲的宾客敬酒。新郎新娘踏着红毡进门，拜天地，新郎在众人面前揭去新娘头上的层层面纱，解开头绳，为新娘梳头，然后携手进入洞房。
土族信仰藏传佛教。在该县五十乡龙山南麓有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年）的郭隆寺（现称佑宁寺）。是格鲁派的著名寺院。那里山势峥嵘，风景秀丽，是一处游览圣地。可惜因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前去参观。
（三）我们于７月１４日（六月初六）考察了大通县老爷山花儿会的全部活动，参加了优秀“花儿”歌手的演唱对唱活动。
青海素有“花儿家乡”的美誉。花儿，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歌形式，历来受到汉、回、土、藏族群众的喜爱。每年农历四月以后，各地的花儿会此起彼伏。著名的花儿会有西宁凤凰山花儿会（四月初八）、民和县峡门花儿会（五月初五端阳节）、乐都县瞿昙寺花儿会（六月十四至十六）、五峰山花儿会（六月初六）等处。大通县老爷山的花儿会也是名闻遐迩的。大通是河湟花儿的发祥地之一，演唱的也大都是河湟花儿。我们先来到县体育馆，那里举行全县（也从外地邀请来几位著名花儿歌手）花儿歌手的演唱和对唱。一个多小时的演唱和对唱，由于情歌歌词的幽默风趣的演唱风格，歌手们的歌唱，不断激起全场观众的笑声。你听：“白牡丹树杆（哈）闪折了，/万花儿落了个地了。/想起个尕妹(者)心碎了,/ 万活儿没心肠干了。”“尕妹好比一根枪，/抱在怀里桂花香。/五月端阳亲了个嘴，/九月重阳还在香。”多么风趣！观众的情绪完全融入歌手们的演唱中去，场上场下，浑然一体。特别是一个小小年纪的回族歌手的演唱，使我们流连忘返。由于方言的关系，我们很难听懂全部唱词，无法尽情领略其中的奥秘，但从歌手的演唱和观众的情绪中，我们看到了民歌与群众的关系和生命力之所在。
大通花儿中，大部分是传统花儿，内容多以歌颂男女间忠贞不渝的爱情为主。近代花儿，倾吐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不幸遭遇。现代花儿又表现了新生活的风采。因此，花儿的题材是十分广阔的。大通花儿演唱的曲调有《老爷沙令》《梦令》《东峡令》《绿绿山令》《沙燕儿绕令》《好花儿令》《水红花令》《白牡丹令》《尕马令》《直令》等。大通老爷山原名元朔山，又名北武当。矗立在县城东侧北川河畔，面积约２.５平方公里，自然林区占２.８５０亩。老爷山峰峦跌宕，林木葱茏，每到夏天，浓荫蔽日，芍药竞开，满山红遍，山上原有十多处庙宇廊殿（现在重修了部分庙宇），是个风景胜地。举行花儿会，同时又是朝山会。各族男女老少，在这一天都来到山上唱花儿，赶庙会。据研究，旧时在举行花儿会这天，人们一年来家庭的、伦理的束缚变得松散了，男女青年可以在山上自由地交朋友、开怀地唱歌对歌，直至男女私奔野合，不受限制，很象是《周礼·地官》里所记载的：“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这种风俗在许多民族中都曾经有过，人们在这种时候，体验着或回忆着古昔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这种风俗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消失了。但作为民俗现象，却是民俗学者们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研究课题。
７月１８日在西宁市青海宾馆举行了“西部民俗文化研讨会”。会议由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副会长兼民俗文化委员会筹备组组长刘锡诚、副会长兼秘书长游琪和副会长侯锡九主持。到会诸位就在西宁及其周边地区所作的民俗文化田野考察，以及在西部开展民俗旅游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山东省潍坊市《鸢都报》主编王耀东先生阐述了旅游文化是开放的文化的观点，他以潍坊市从风筝入手打开了民俗旅游的道路，打开了开放的大门为例，结合西宁及其周边地区的丰富的民俗事象，论述了开展民俗旅游、繁荣青海和西部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北京燕莎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亚洲先生说，企业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是应用的关系，我们可以把民俗文化拿来，为开拓和发展企业服务。比如学会可以为北京的若干企业组织一些地方的民俗风情表演或展览。中国现时缺少一个类似旅游中心的机构，学会不可以充当或创建一个旅游中心吗？深圳锦绣中华发展有限公司土风歌舞团团长杨德瑜女士说，深圳锦绣中华和中国民俗文化村较早地把民俗文化引进旅游，和旅游事业结合起来，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锦绣中华的民族村寨、民居建筑、民俗生活、土风歌舞，向观众和游客展示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根据我们团在香港、欧洲、美国演出的经验，是否可以把民俗文化扩而大之，推广到其他领域包括企业，比如组织一些民间歌舞团队或民族服饰表演团队作巡回表演。燕莎中心党委副书记李永忠先生说，我长期从事酒店管理工作，对饮食文化比较熟悉，这次经过对西部民俗文化的短期考察，对西部民俗文化有了更深层的了解。国家旅游局将把明年定为民俗风情年，看来，要使更多的旅游干部懂得民俗文化，对干部进行民俗知识的崐培训应该摆到议式日程上来了。
会议作为中国旅游文化学会民俗文化委员会的第二次筹备会，还对委员会成立的具体事宜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民俗文化委员会是学会的专门委员会，但应该把全国旅游界和民俗学界有影响的学者和企业都团结起来，为开展民俗旅游和提高旅游民俗的理论水平，携手前进。
参加西部民俗文化考察和研讨的还有：日本福冈西南大学教授、吉林大学客座教授、台湾著名民俗神话学家王孝廉，北京饭店的张峰，燕莎中心的侯东石、巩文才，中国城市出版社的编辑李红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王毅，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辑部的刘晓路，北京国际艺苑皇冠假日饭店的赵丹丽和董一兰，深圳锦绣中华的伍晓泉，“花儿”研究专家、青海省文化厅的黄荣恩等先生。青海饭店给予这次考察和研讨活动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与同行们交了朋友，就合作开展西部旅游交换了意见。
考察和研讨活动期间，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志文先生发来贺电说：“旅游民俗文化是新开拓的一个分支学科。你们此次大会必将载入民俗学史册。”
在考察期间，还参观了西宁市的水井巷集贸市场，了解那里的商业民俗文化，参观了唐蕃分界地日月山、青海湖和鸟岛等名胜。
1994年9月1日
